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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彭氏土司与土家族文化研究综述
报送单位:吉首大学    作者:吉首大学课题组    点击次数:5455     发布时间:2017-04-10  打印本页

一、土家族族源概述

土家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人口800多万,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排名位于第五位,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的武陵山区,具体而言,即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贵州省铜仁市;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解放后,党和国家制定和落实民族政策,1957年1月3日中央统战部代表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195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标志着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正式进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土家族人自称“毕兹卡”,其汉语的语义就是“本地人”,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土著”。他们有着自己的民族语言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土家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土家语支,由于长期与汉民族的交流融合,至今在一些较为偏远的民族聚居地还完整地保留着土家语。惜乎土家族无自己的文字,通用汉文。

在有关土家族族源问题的研讨中,一般学者认为,土家族是以土著民族为基础,并融合多个古老民族而形成的单一民族。土著民是土家族形成的基础,这一点从其民族自称的语义中完全可以确定。据湘西地区的考古发掘报告称,早在距今10余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湘西地区就生存繁衍着原始的人类,且湘西考古发掘中,还不断地发现距今5万余年、3万余年、1万余年等不同时期的古人类化石和新旧石器,且这些古人类化石与新旧石器的文化类型一直未曾发生本质性的变异[ 参见周明阜:《凝固的文明》,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6页。],由此可见这些原始人类一直生存繁衍于湘西地区,并成为土家族这一单一民族的核心元素。

商末周初,土家族先民还参加过商周之际著名的“牧野之战”,帮助周人击溃殷商大军。《尚书·牧誓》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牧誓》,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4—286页。]《牧誓》中所言的“庸、羌、彭、濮”人中就有土家族土著先民。

最先融入土家族土著先民部落的大概要算是百濮部落,其融入的时间大约在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濮人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大族系,分布地域广泛,支系繁多,因而称之为“百濮”。早期,濮人主要活动于江汉流域附近,后来由于战争,濮人迁徙他乡,分布地域有楚、巴蜀、黔、滇。刘伯庄《史记地名》载:“濮在楚西南。”濮人早年也有部分迁徙他乡,这时,由于楚人压迫所致,便开始大量地“由之西南入江,东至岳州,南入湘沅。”《逸周书·王会解》认为,周成王在成周大会诸侯,“卜(濮)人以丹砂”贡纳。《通典》载:“辰州贡丹砂。”《溪蛮丛笑》载:“辰锦砂最良。”辰州凤凰县从古至今也是著名的丹砂产地。除凤凰、麻阳外,辰州属的永顺、龙山、古丈、芷江等县也出丹砂。由此可见,濮人最迟在周朝时生活于湘西,至少在这一时期濮人已经开始融入湘西土著之中。

其后融入者当为楚人。湘西多楚墓,今发掘的300多座墓葬中,大多数为楚墓。其随葬品除了青铜时代的楚国兵器之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如鬲、盂、罐、鼎、敦、壶、豆等,均为楚国产品。由此可以推论,青铜时代的湘西文化,其主流实为楚文化。《史记·苏秦列传》曰:“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湘西古属楚黔中郡,其地与川东、黔东、鄂西接境,是连接楚、巴、黔的通道,楚国要征战巴,必然途径湘西,而巴先后与楚发生战争多次,使得大批的楚人进入湘西,不少人还留在其地,并融入到当地的土著民族之中。从湘西考古发现便可证实,楚人曾大量进入湘西,免不了也会融入到当地的土著民族之中。

直到战国末年,随着秦国灭掉巴国之后,一部分巴人开始流亡,他们沿着清江进入湘西,据唐人杜佑《通典》与宋人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卷171引《十道志》所记载:“故老相传,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巴人的融入,使得土著民族为核心的土家族先民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乌蛮部族的融入则是唐代的事。据唐人樊绰的《蛮书》所载,“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东西两爨,是南诏国的主流民族,也成为南诏国的统治阶层。但随着南诏国在后晋天福元年(937年)灭亡以后,部分乌蛮人流入湘西,再一次与土家族先民发生融合。随后的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还有相当的僚族、仡佬、汉民族等纷纷融入土家族先民部落之中。直到民国时期,这种民族融合的大势才渐渐减弱,而土家族也随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融合加入,也逐渐发展壮大,最后形成了一个以土著民族为基础的并融合多个民族的单一民族。

二、土家族与彭氏土司

土家族的发展壮大的历史除了自身在长期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中,不断自我发展之外,也与其后来的多个族群的融合及其彭氏土司的崛起、壮大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彭氏土司与土著民族

关于彭氏土司的族别问题,在我们的讨论中非常重要。我们认为彭氏土司是土著民族。确实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支持彭氏土司系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这一结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主要有三个论据,一是《彭氏族谱》中的记载,一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地方志的记载,一是改土归流后,末代土司彭肇槐等人也确实回到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原籍”。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进行一番认真的辨识,以坐实这种观点的谬误。

首先,我们得看一看《彭氏族谱》中的记载:

瑊公授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任辰州刺史,后晋四年仍刺史控制锦、溪、叙等州。瑊公以显官爵,由是江楚彭姓更多子孙遍居邻县。(玕、瑊二公迁湖南今在湘五阳及新化、湘潭、衡山彭氏即玕公后裔,瑊公为湘西彭氏始祖)授光禄大夫、辰州刺史,制锦、溪峒苗,恩威并行。至唐末大乱纷纭,蛮獠各据其地。瑊公结汉、苗人心而治边寨,苗蛮倾心向化,闻风而归,命相楚之彭藉极以振矣。

公暨世蛮獠,由其子彦希字士愁(即五代作士然),朝命授静边都指挥守溪州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领大乡、三亭二县管辖洞民总管。长子师裕,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守溪州三亭县令。次子师暠子孙守保靖子继孙承,奇功多著,故赠光禄大夫。封侯者有之,封王、封将军者亦有之。载在志乘斑斑可考。我彭姓居此地五十数代千余年,其所从来者然也。[【清】彭施涤:《彭氏族谱序》。]

在《彭氏族谱》中,明确记载五代时期的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彭瑊系后来的溪州刺史彭士愁的父亲,则彭士愁原本当为汉人。而《永顺府志·土司》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有彭瑊者,江西吉水人。仕唐为检校司徒,辰州刺史(见《楚纪》)。梁开平四年,吴熬骈围赤石,瑊征之不克,遇害,彭氏可纪者,自瑊始。瑊子彦晞,为静边都指挥使,守溪州刺史。即《铜柱记》所载士愁者也(《五代史》作士然,吴任臣《十国春秋》作士然)。”[【清】张天如等:《永顺府志·土司》卷9,乾隆二十八年抄刻本。]清代的《龙山县志》也有相似的记载:“彭瑊,本江西吉水人。后徙上溪州,仕唐为检校司徒、辰州刺史。梁开平四年,吴敖骈围赤石,瑊调所部征之,被执不屈,阖门遇害。按:此则忠义之气死而无愧,其历世不替者,皆蛮夷大长老夫臣所贻也。”[【清】洪际青等:《龙山县志·艺文下》卷6,嘉庆二十三年刻本。]清代的《辰州府志》言:“彭瑊,本江西吉水人,后徙上溪州仕唐,为检校司徒辰州刺史。梁开平四年,吳敖骈围赤石,瑊调所部征之,被執不屈,阖门遇害。”[【清】谢明谦等:《辰州府志·名宦1》卷33,乾隆五十年刻本。]明人廖道南的《楚纪》亦有相同的记载。

上述清代地方志与《彭氏族谱》中的记载其实是矛盾的。无论是《龙山县志》,还是《辰州府志》,都强调一点,就是“梁开平四年,吴敖骈围赤石,瑊调所部征之,被执不屈,阖门遇害。”既然是“阖门遇害”,那么,彭士愁作为彭瑊之子当不可能幸存。而《永顺府志》则言彭瑊遇害于赤石,若彭瑊遇害,则不可能随同其兄彭玕归顺马楚,也就不可能担任溪州刺史,则当时的溪州刺史彭士愁自然也就不是江西彭氏之后裔。然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却认为:吴遣“水军指挥使敖骈围吉州刺史彭玕弟瑊于赤石,楚兵救瑊,掳骈以归。”[【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这里言彭瑊并未死于赤石之战,而是被楚军救出,后随同其兄彭玕一起投奔楚王马殷,这才有了后来的彭瑊担任溪州刺史之说。其实,无论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是明人廖道南的《楚纪》,乃至清人吴廷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后人之说,由于时间距离,很可能会有一些传言加入,从而远离了当时的历史真相。

那么,在直接史料最为匮乏的时候,我们认为最接近历史事实的应该是五代时期楚王马希范与溪州彭士愁所订立的盟约《溪州铜柱铭文》:“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三四代,长千万夫。”[【五代】李弘皋:《溪州铜柱铭文》,此铜柱藏于永顺县博物馆。]就铜柱铭文本身而言,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1.铜柱铭文并未提及彭士愁是彭瑊之子;2.铭文中明确说到,彭士愁在溪州称雄的历史已经“历三四代”;3.彭士愁在溪州的根基很深,“世传郡印,家总州兵。”而乾隆年间的《永顺府志》的记载也强调:彭氏“则自晋以前,世及已久。”[【清】张天如等:《永顺府志·土司》卷9,乾隆二十八年抄刻本。]这里所言的“世及已久”与铜柱铭文的“世传郡印”是完全吻合的。也就是说,早在彭士愁之先,其曾祖辈就已经称雄溪州,成为溪州的酋豪巨室。而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言,彭士愁乃彭瑊之子。如果彭士愁真为彭瑊之子的话,最多也就只有两代人称雄溪州,那么,《溪州铜柱铭文》中的“世传郡印”、“历三四代”就无从说起。再从时间上说,彭瑊与彭玕等人归顺马楚为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而溪州彭士愁与马希范订立铜柱的时间则为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两者时间上的间隔仅29年,在这二十九年的时间内,怎么可能“历三四代”,又怎么称得上“世传郡印”呢?对于这一点,其实清代文人也曾怀疑过。如清代《龙山县志》中就有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提问:“《铜柱记》云:彭世然,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三四代,长千万夫。按此则世然以上实有三四代为郡州矣。然查残唐五代,乱离之世,其官职有朝更夕改,如易戍卒者;有子侄窃据、不听迁除者,大抵皆此类。但考五代梁臣王重师,曾以节度使贬溪州刺史矣,岂自梁至晋二十余年,而彭氏已三、四代郡州乎?”[【清】洪际青等:《龙山县志·艺文下》卷6,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由此我们认为,彭士愁并非彭瑊之子,甚至还可以说,溪州彭士愁与江西吉水的彭玕、彭瑊之间并无血缘关系,他们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的。彭士愁其实本来就是溪州的土著,他们在自己的族谱中之所以一再强调与江西吉水人彭玕、彭瑊之间的关系,说穿了也只不过是一种虚荣心作怪,以为将自己的远祖攀上一些汉族名士,就可以光大门楣,提高自己的身价。为此,后世的溪州彭氏子孙在撰写自己的《彭氏族谱》时,才会这么牵强附会,移花接木,硬将自己的祖先与汉名士扯上关系。

至于说到末代土司彭肇槐最后“迁回原籍”之事,其实也很好理解。由于“原籍”之事发生在800多年前,原先的邻居宗亲早已沧海桑田,纵然是“回到”江西吉水县,吉水县的彭氏宗族自然也不能知道溪州彭氏是否真的是自己的宗亲,加之彭肇槐的返回还是奉了当时雍正皇帝之命,谁也不敢抗拒朝廷的命令,再加上当时的江西吉水同样因为明清时期的移民活动,导致地广人稀,溪州彭氏末代土司之族完全安顿得下来。至于溪州彭氏是否真的是江西彭氏的宗亲,谁又去管它呢?更何况溪州彭氏一支毕竟是有身份的人,这批人的到来,也会给当地彭氏增添一些脸面,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这种迁回原籍便成了事实。

(二)彭氏土司的崛起与壮大

既然,溪州彭氏并非源自江西吉安府,那么他们的崛起与壮大过程,我们就应该换一种眼光来加以审视。

有关溪州彭氏的崛起,乾隆《永顺府志》和嘉庆《龙山县志》中都有过类似的记载:

相传老蛮头吴着冲,今龙山之本城里、洗罗里、辰旗里、董补里、洛塔里、他砂里,皆其世土。因吴着冲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遂谋逐吴着。吴着败走猛峒,瑊复率众击之,吴着复逃匿洛塔山。时有漫水司土官之弟向伯林归瑊,瑊令伯林合攻吴着。吴着又遁入洛塔吾山,困毙其处。其山最高险,周围石壁,中通一径,非扳援不能至。上有坪,有池,池水清碧,以人迹不到,池鱼皆生绿毛。吴着毙后,瑊以洛塔之地酬向氏,余土尽归于瑊,后吴着为崇,瑊乃建祠祀。今永顺旧司城,犹有吴着祠,土人争赛焉。又云:惹巴冲者,吴着冲结义兄弟。今龙山明溪里,波脚里、捞车里、二梭里、三甲里、四甲里,皆其世土,后亦为彭碱所并。传闻尽词,亦末可云必无其事,暂备载于此。[【清】张天如等:《永顺府志·杂记》卷12,乾隆二十八年抄刻本。]

其先有老蛮头吴著冲,今邑之本城、洗罗、辰旗、董补、洛塔、他砂诸里,皆其世土。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遂谋逐著冲。著冲败走猛峒,瑊复率众击之,遂匿洛塔山。时有漫水司(今隶湖北来凤县)土官之弟向伯林,骨肉不和,归瑊,瑊令伯林攻吴著。著冲困毙于洛塔山石洞。瑊以洛塔之地酬向氏,余土归瑊。……又有惹巴冲者,与吴著冲结为兄弟。今邑之明溪,五赛、坡脚、捞车、二梭、三甲、四甲诸里,皆其世土,后亦为彭碱所并。[【清】洪际青等:《龙山县志·艺文下》卷6,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这两则资料,叙述了溪州彭氏崛起的过程,但是资料中所显示的都是彭瑊如何“谋逐吴著冲”的故事。那么,这是否真的是发生在彭瑊身上的故事呢?首先令人怀疑的是彭瑊是后梁开平四年进入湖南,归顺马楚政权的,其时间为公元910年。而且归顺马楚后,彭瑊便担任了溪州刺史。一个担任溪州刺史的官员,又怎么会委曲求全,低三下四地跑到当地酋豪吴著冲的手下担任“助理”之职呢?其次,作为当地土著酋豪的吴著冲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竟然会邀请自己的顶头上司,担任溪州刺史的彭瑊来作自己的助理呢?再次,纵使彭瑊来到吴著冲手下担任助理,又何必还得偷偷摸摸地“以私恩结人心”,暗中“谋逐著冲”呢?这些问题都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事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漏洞百出。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蹩脚的“事实”,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溪州彭氏一心要移花接木,一心要攀上汉族名士,于是就只好无中生有地编造一些“故事”,糊弄世人了。

真正的事实就是,溪州彭氏“谋逐著冲”原本与彭瑊无关,完全是彭士愁之父辈自己做的事,只不过硬要攀上汉族名士这个“高枝”,于是只好勉力为之,结果自然便出现这许多的无法解释的漏洞来。但只要将“彭瑊”这个名字换成彭士愁父亲名字的话,这史料中的许多漏洞便会自然消失。换句话说,很有可能是彭士愁的父辈曾经做过吴著冲手下的助理,并且也确实在其担任助理期间,不断地“以私恩结人心”,笼络了一批心腹之人,从而使得自己的势力“日渐强盛”之后,便开始“谋逐著冲”,最后率领自己的心腹人等突然发起攻击,致使吴著冲猝不及防,再加上又得到漫水的向伯林的鼎力支持,两军合力,最后推翻了吴著冲,建立起自己的彭氏基业。

彭氏的强大主要表现在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就是五代时期的后晋天福年间。其典型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溪州之战”。

自从彭士愁父辈“谋逐著冲”,奠定自己的基业之后,到彭士愁时,便不再满足于在自己的圈子里称雄,出于对土地、人口、财富和权势的渴求,彭士愁不断地努力开拓自己的地盘,而随着地盘的开拓,彭士愁的实力逐渐强大起来。宋人路振在《九国志》中言:“当仕然(即彭士愁)之世,昆弟力强,多积聚,故能诱胁诸蛮皆归之,胜兵万余人,春夏则营种,秋冬暴掠。”[【宋】路振:《九国志·楚志·彭师暠传》,卷11。]当溪州刺史彭士愁觉得自己的力量已经足以抗衡马楚政权之时,便决定向溪州南部发起进攻。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八月,“黔南巡内溪州刺史彭士愁引奖、锦州蛮万余人,大寇辰、澧州,焚掠镇戍,遣使乞师于蜀。蜀主以道远,不许。九月,辛未,楚王希范命左静江指挥使刘勍、决胜指挥使廖匡齐帅衡山兵五千讨之。”[【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后晋纪三》卷282,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9页。]然而经过几个月的激战之后,溪州刺史彭士愁的蛮兵最后失败,归降于马楚。“刘勍引兵还长沙。楚王希范徙溪州于便地,表彭士愁为溪州刺史,以刘勍为锦州刺史,自是群蛮服于楚。希范自谓伏波之后,以铜五千斤铸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铭誓状于上,立之溪州。”[【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后晋纪三》卷282,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9—1990页。]

虽然在这次与马楚政权的军事对抗中,溪州彭士愁一方以失败告终,但是,却正如谢华先生所言的那样,“溪州一役,军事上虽然失利,但政治上却获得合法的领地,从而奠定了彭氏八百余年的世业。”[ 谢华:《湘西土司辑略》,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79页。]首先,它确立了彭士愁在溪州合法的统治地位,这为溪州彭氏土司后来的800多年的统治地位的稳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学者将溪州铜柱的铸刻,视为溪州土司正式成立的重要条件和依据。其次,盟约的铸刻,为溪州地区今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事实上的“法律”和“政策”依据。盟约对于双方而言,就是古代的法律,也就是马楚政权的政策的体现。其中所规定的不缴纳赋税,不相互劫掠人口、不相互侵犯土地,不给马楚政权提供兵源,不强取“溪货”,不阻挠交通,不干涉溪州内政等条款,对于溪州今后的和平,发展确实是十分有利的。第三,由于盟约的铸刻,从根本上结束了双方长期混战的历史,“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这对于人民的休养生息,经济的日渐繁荣,都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自从双方的盟约订立以后,为保证盟约的有效性,彭士愁还将自己的儿子彭师暠送到长沙作为人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送子为质的方式,对于盟约双方,都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表现。它至少加强了马、彭双方的日常联系,以往那种被人们遗忘的“亲情”再次得到巩固。而这种亲情的加固,无论是对于马楚政权还是对于彭氏土司王朝,都是有利而无害的。事实上,彭师暠后来在马楚政权争夺之中,也确实表现出对马楚政权的耿耿忠心,起到了这种桥梁作用。

第二个历史阶段则是在两宋时期。这一时期能说明溪州彭氏势力强大的最为突出的事例就是疆土地域的扩大。据《宋史》记载:“北江蛮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州六,懿、安、远、新、给(洽)、富、来、宁、南、顺、高州十一,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焉,谓之誓下。”[【元】脱脱等:《宋史·蛮夷一·西南溪洞诸蛮上》卷493,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177—14178页。]《永顺府志》对此也有类似的记载:“盖彭氏世有溪州,北江之蛮,彭氏最大。自分其地曰上中下溪州三,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元史》改为保靖)、感化、永顺州六,懿、安、远、洽、来、富、宁、南、顺、高州十一,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焉。谓之‘誓下州’。将承袭,都誓主率群酋合议,所当立者,具州名,移辰州为保证,申钤辖,使以闻。乃赐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谢。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听自补置。”[【清】张天如等:《永顺府志·土司》卷9,乾隆二十八年抄刻本。]

《宋史》中所言的北江蛮,指的就是今日的沅水和澧水流域一带的少数民族,因其地理位置在洞庭湖以北,故称之。但作为地区的称呼,则主要是指沅水和澧水流域地带。其地理位置在今天已经跨越四个省市,即湖南的湘西自治州、怀化地区、张家界地区,湖北的鄂西自治州,贵州的黔东南自治州,重庆市的一部分(即原四川省涪陵地区)。就土司的辖区而言,确实是比较“辽阔”。而这片辽阔地带,却以“下溪州”刺史为首。今天的永顺南部和古丈县(土司的直辖地),即当时的下溪州,而土司彭师裕就曾担任过下溪州的都誓主。“彭师裕,士愁长子,原任溪州副使及三亭县令。周世宗显德三年(公元956年)袭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 永顺《彭氏族谱》。]从材料中的这个“袭”字,我们可以看出,彭氏土司担任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的职位并非自彭师裕开始,恐怕还得从其父亲彭士愁算起。因为这是彭氏在一统溪州的基础上,又再一次开拓疆土,用武力胁迫相邻地区的弱小部落屈服归顺,才最终成就这样的彭氏土司的基业。

溪州彭氏土司的强大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则为明朝时期,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彭氏土司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军事力量的强大。而能代表此一时期彭氏土司经济实力的就是明代老司城的重新修建。

据发掘出来的溪州彭氏土司司城遗址而言,其城址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分为宫殿区、衙署区、街道区、墓葬区、宗教区和苑墅区六个部分。就宫殿区而言,其地理位置在司城遗址的北部,有城门四座,分别是大西门、北门、东南门和西南门,还有高达6米、厚约1米左右的城墙,周长约436米。墙体两侧用山石垒砌成壁,中填泥土、石块,外侧用油灰勾缝抹面,做工精细,墙体结实。四座城门早已消失不见,但每座城门都有台阶,台阶用卵石嵌铺成各种图案,如太阳形图案、菱形图案等。宫殿区的建筑物早已毁弃,但根据遗址判断,整个宫殿区的建筑物是“以大西门为中轴线,自下而上的七级连续平台上,分布着比较密集的道路和建筑系统,直达宫墙顶端,它们是以夯土筑基,略高于四周。”[ 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湘西州文物局、永顺县文物局:《永顺老司城》(内部资料)2012年,第56页。]另外,考古队还发掘出宫殿区内系统的地下排水设施,有明沟、暗沟、涵洞等。在民间传说中,这些地下排水设施被说成是“地下有九条按金木水火土五方排定的地下通道,可达灵溪河底。”

司城的衙署区位于宫殿区的南侧,地势依山临河,衙署区周长408米,面积为8762平方米,东南西北四面皆有墙体围护,墙体用岩石条、岩石块大卵石拌以石灰、桐油等胶结而成。“衙署区内建筑遗址保存较好,大部分建筑保坎均露出地面上,整个区域以西门为轴心,从下而上,形成多层阶梯状平台,保存了大量的建筑墙体与垒石坎,一般残高2米以上,遗址较为集中。”“目前,衙署区内尚有一些较完整的地面建筑,分别为凉热洞、彭氏宗祠(土王祠)、摆手楼。”[ 同上,第91页。]凉热洞为彭氏土司避暑、御寒之所,位于衙署中部北侧,是一种能御寒避暑的特殊建筑,昔年土司在衙署办公,可以享受到天人的御寒避暑设施。摆手楼位于衙署中部西侧,为具有土家族风格的三层重檐式木构建筑,木柱硕大。但据传此摆手楼并非原物,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由老司城东部的文昌阁拆迁过来的。彭氏宗祠又称土王祠,位于衙署区东部,现存主体建筑的后殿为清同治年间重修。原彭氏宗祠内陈列有十位土司雕像,旁还站立有鲁里嘎巴、科洞毛人雕像(两人为土家族历史上有名的大力士,将军)。

据乾隆年间的《永顺县志》记载,司城内的街道“其创建年月世远无征,凡土司衙署宗党悉在,城内铺店颇多,街坊七处。”[【清】黄德基等:《永顺县志?地舆志》,卷1,乾隆五十八年刻本。]由于历史的久远,现司城的街道有名的为正街(新街)、左街、右街、河街、鱼肚街、五屯街、紫金街、上街等。在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其街道路面全由红褐色卵石嵌铺,并呈现为菱形、三角形、及其他几何图案,整齐匀称,古朴雅致。其街道的修筑当在明代早期,也不排除更早的时间修建的可能性。最长的街道是河街,全长725米,由南码头沿山崖往北抵达土司钓鱼台,与正街平行。最宽的是右街,它是河街进入宫殿区大西门的主道,路面宽度为5.6米,起自河边,由西向东而上,直达大西门台级下的卵石平台,并在道路中部与正街相连。

土司时期的溪州同时也弥漫着一片封建迷信的氛围,因而其宗教祭祀方面的建筑也显得雄伟庄严。如它的闻名全国的祖师殿、观音阁、圣英殿、神武祠,还有其远近知名的吴着祠、吴着庙、八部大神庙、城隍庙、将军山祠,以及它的水府阁、五谷庙、福民庙、社令庙、稷神坛、玉极殿、崇圣殿等等,这里的宗教性建筑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每一座建筑物都十分壮观。这里仅以圣英殿为例。圣英殿祭祀关羽,又名关帝庙,位于司城东南回龙山的一座高台上。庙的遗址面积为600平方米,明万历年间修建。故老相传,此建筑物原为歇山顶木构建筑,有斗拱,建筑样式类似于祖师殿。庙中原有三座铜像,即关羽、周仓和关平,还有青龙偃月刀、大铜钟和用两张牛皮蒙起来的大鼓。尤其是铜钟,高2.03米,钟体有阳刻铭文,铭文记载了何以修建此庙的原因。其铭文曰:“考之志曰钟,西方之声,以象厥成,谁功大者其钟大。垂者为钟,仰者为鼎。万历丁亥,予掌篆之次岁也,梦帝赐予以大刀红马,予即刻象,立殿于将军山顶,书其额曰:‘神武祠’。又蒙神节降护持,酉之役,三战三捷;播之役,捷音屡奏;保之役,十一战十一胜。且旦夕赐佑,魑魅魍魉,莫施阴谋。予蚤无子,又蒙赐予子嗣。因是再立殿于回龙山之上,题其殿为圣英宝殿,乃命工范铜铸钟鼎悬于庙,用彰神武而为铭:洪惟圣常,惟心天日。默佑于予,魍魉无济。镇我边廷,时和岁利。亿万斯年,彭氏永祀。”从钟体铭文中我们得知,此殿为明代土司彭元锦建,而且还修建了两次,第一次建于将军山,名之曰神武祠,后连获胜利,并且还生下了儿子,于是,再建于回龙山,名之曰“圣英宝殿”。其实圣英殿在司城的宗教殿堂中,并不算最雄伟的,最雄伟的应该是祖师殿。然从其钟体铭文记载来看,此殿昔日香火一定非常旺盛,其宗教祭祀也十分隆重。至于其余宗教建筑物,因篇幅所限,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溪州土司的实力也体现在其豪华的墓葬中。溪州人一直是重死轻生的民族,尤其是在维护社会正义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把生命当一回事,舍生取义,杀生成仁,义无反顾,然而却十分重视死亡,故而对死者的墓葬修建往往是“尽产为棺”,不惜一切。但土司墓葬大都外表朴素无华,连墓志铭也藏于墓室之中,但墓室的建筑却十分讲究。如紫金山已故土司彭世麒夫妇合葬墓,就是如此。此墓为三室合葬石室墓,中途曾被人盗窃过。其墓前有长7.4米,宽4米的拜台,整个拜台由石供案、石香炉、八字山墙组成,古朴典雅。其墓室有墓道,墓道尽头是墓志铭,墓志铭上部是墓盖,两者用宽3厘米的钢条箍住。墓志铭后是雕花石墓门,上刻有上中下三组图案:上部是四瓣花连续图案,中部为“宝相花”,下部雕刻有一男一女人像,上中下部各有长方形画框间隔。其人物雕像中,女子头梳盘发,短衣,圆领,下穿八幅罗裙,足踏祥云,右手高托玉瓶,面容慈祥。男子垂眉,短衣长袖,下穿八幅罗裙,脚踏祥云,手持元宝。墓门的背面亦有雕刻图案。墓门采用高浮雕方法,图案富有立体感,雕饰精美,技艺水平较高。打开墓门是长6米的廊道,廊道两侧各用两根高1.5米的石柱撑起,上搭石质横梁,石柱顶部雕刻有变形龙头,龙口张开,舌头卷曲。廊道底部为石板铺的地面。经过廊道,就是左中右三间墓室,中室为男主人彭世麒,左右两侧为其两位夫人。墓室起卷,下面平铺红砂条石,即棺床,棺床上凿有七星图案,因盗墓者破坏,很多图案已经毁坏。墓室头部设有神龛,神龛飞檐翘角,脊两边饰有兽吻,神龛两边装饰有高浮雕牡丹花。整个墓室装饰华丽,雕刻精致。[ 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等:《永顺老司城》(内部资料)2012年,第15~175页。]

从溪州福石城(司城)遗址的部分介绍中,我们发现,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见证人的司城,最早修建于宋绍兴五年(1135年),距今已经有近900年的历史了,它历经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代,其间几番重修,几番兴建,但自明初重修以后,再无太大的修复。从目前残存的遗址部分来看,要在明代初年修建出这样一座城池来,没有相当发达的社会经济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福石城的规模既反映出明代溪州人口增长的规模,同时也反映出溪州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所达到的高度。

彭氏土司军事实力的强大则完全可以从朝廷对永顺彭氏土司军队的频繁征调的历史事实中看出来。据清代彭肇植撰写的《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中记载,仅土司彭明辅祖孙三代任职时期内,就被征调过二十多次,而且每调必战,每战必捷。

公于庚午正德五年即任,先是汉沔流贼反,守臣檄公随父忠毅公督兵,斩贼吴永清等解验。寻总制洪尚书檄公父子,讨川陕贼首老人冉总甲并浪洋寺顺天王解验。守臣题请,颁公夫妇诰命。壬申七年,河南僭升指挥叛,勋阳李抚臣檄公兵士六千抵巢,斩获贼首古墓首级,生擒僭号千户任伦等解验。是年,贵州铜仁平头苗寇等之役,檄公父子率兵平剿……(丙子11年)秋,贵州香炉山苗寇叛,赦公率兵征剿平定。丁丑十二年冬,檄公将兵克破上尧险寨,生擒僭号苗王阿傍、阿浪等首级解验。会贵州邹抚臣遣官齐金币、花红奖劳。

嘉靖丙戌五年春,田州苗贼叛,两广督院湖抚臣檄公兵士一万,公因老疾,令长子宗汉石桥公统进,克破险寨,斩恶苗岑猛等解验,守臣及兵部提请:奉圣旨,是彭宗汉竭忠奋勇,率领兵士擒斩首恶,其功可嘉,彭宗汉赏银二十两,准令替职。不意在任不久,无嗣。

次子宗舜承替,是年,广西思田作叛,姚督抚臣檄公父子剿贼,则云致仕有功,一体请赏,于是公父子各率家丁六千,听候进剿。丁亥六年秋十月,公率兵驻扎南宁府,叛贼卢苏、王绶风闻兵威,自愿投降,新建伯王尚书调公父子复又克破牛场等寨叛苗,俘贼共四百余名颗。甲辰二十三年夏五月,公宗舜病,卒时孙尚幼,续奉申明,仍复署政。

丁未二十六年秋八月,会镇竿、腊尔山并贵州都谷、麦地苗叛,抚臣檄公偕长孙翼云督兵前进。已乃翼云病卒,无嗣,继立次孙翼南承袭。即奉调兵抵巢,斩贼三百余级。庚戌二十九年,贵州田平逞龙潭苗贼叛,督臣檄公兵士一万抵巢,擒斩贼苗求南、龙俸等,俘贼五百余人……乙丑四十四年秋九月,湖广支罗洞土寇黄中叛,奉谷抚臣檄公兵士三千抵巢,克破险寨,黄五挟抚,贼首黄忠畏威自缚受降,转解监军各道。丙寅四十五年春正月,谷抚臣奖云,宣慰彭翼南,久在营中,今又冒雪进哨,尽忠效勤,理应奖金币之赐。又檄称云:彭翼南努力讨贼,兵威独振,渠魁面缚,余党招安仰行。本官率领兵目,暂回施州卫,听候犒赏宴劳,寻银一千两,花红彩币。公即班回。随各道内称:施南、散毛凶犯张三、王戊仲等,拨置土官覃宁、覃启,大肆猖獗,檄公顺带擒获二司土官及凶犯张三等解验。即蒙陈按院云:王戊仲违法,事该道从重究报,彭翼南克遵指麾,捕获凶犯,殊可尚奖。除具报外,本年二月内,加公夫妇进阶诰命。谷抚臣称云,原调统兵永顺宣慰彭翼南,怀报国之志,威振先声,致渠魁束身面缚,兵禁妄杀,驱胁从服,合寨投降,亲履戎行,懋著功绩。陈抚院檄云:宣慰彭翼南,既能擒贼获凶犯王戊仲解验,又能追出被拐男妇子女若干,请发其效,诚宣力向出,群流殊可嘉尚。荆瞿李佥宪云:永顺宣慰彭翼南,世存忠义,屡树功勋,委剿黄忠而督兵远来,尽心尽力,剪除余孽而及支罗一事,成始成终。奕叶宣昭,勤劳茂绩,所当特加优异者也。[【清】彭肇植:《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忠敬公明辅》,嘉庆十二年抄本。]

无论是平定朝廷军队的叛乱,还是平定少数民族的内乱,只要溪州土司军队前往,总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创造了大小二十余战,从无败绩的军事神话!对于一个地区的军事实力而言,武器装备、人员素质等等,固然都是其衡量的指标,但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胜利。在战场上,胜利才是硬道理。当然,溪州土司军队作战,也不是完全都是冲锋陷阵,智慧也是克敌制胜的保证。如正德六年剿灭四川流民蓝廷瑞、鄢本恕的那次战斗,就更多的凭借溪州土司的智慧和对国家的忠诚。“(正德)六年,四川贼蓝廷瑞、鄢本恕等及其党二十八人倡乱两川,乌合十余万人,僭王号,置四十八营,攻城杀吏,流毒黔、楚。总制尚书洪钟等讨之,不克。已而为官军所遏,乏食,乃佯听抚,劫掠自如。廷瑞以女结婚于永顺土舍彭世麟,冀缓兵。世麟伪许之,因与约期。廷瑞、本恕及王金珠等二十八人皆来会,世麟伏兵擒之,余贼溃渡河,官兵追围之,擒斩及溺死者七百余人。总制、巡抚以捷闻,奖赉有差,论者以是役世麟为首功云。七年,贼刘三等自遂平趋东皋,宣慰彭明辅及都指挥曹鹏等以土军追击之,贼仓卒渡河,溺死者二千人,斩首八十余级。”[【清】张廷玉等:《明史?土司列传·湖广土司》,卷310,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992页。]

在明代,最能体现溪州彭氏土司军事实力的莫过于奔赴东南沿海一带抗倭的战绩了。明自嘉靖以来,不仅内乱频仍,而且也面临着空前的边境危机。在东南沿海一带,日本大批流亡武士与海商和中国境内私贩集团相勾结,不断侵扰边疆,十分严重。明朝廷中央军在抗倭不利的情况下,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冬,征调永顺、保靖土司赴前线抗倭。“(三十四年)五月,拓林倭合新倭四千余人,突犯嘉兴。总督张经分遣参将卢镗等督狼土兵水陆击之,保靖宣慰使彭尽臣与战,遇于石塘湾,大战,败之,贼遂北走平望。副总兵俞大猷以永顺宣慰彭翼南邀击之,败,奔回王江泾。保靖兵复击其后,贼遂大溃。诸军共擒斩首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众。余倭不及数百,奔归柘林。自有倭患来,此第一功云。”[【明】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倭变事略》,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6页。]《明史》对溪州土兵抗倭一事,记载得更为详细一些:“(嘉靖)三十三年冬,调永顺土兵协剿倭贼于苏、松。明年,永顺宣慰彭翼南统兵三千,致仕宣慰彭明辅统兵二千,俱会于松江。时保靖兵败贼于石塘湾。永顺兵邀击,贼奔王江泾,大溃。保靖兵最,永顺次之,帝降敕奖励,各赐银币,翼南赐三品服。先是,永顺兵剿新场倭,倭故不出,保靖兵为所诱遽先入,永顺土官田菑、田丰等亦争入,为贼所围,皆死之。议者皆言督抚经略失宜,致永顺兵再战再北。及王江泾之战,保靖掎之,永顺角之,斩获一千九百余级,倭为夺气,盖东南战功第一云。时邀功者方行赏,翼南遂授昭毅将军。已,升右参政管宣慰事,与明辅俱受银币之赐。”[【清】张廷玉等:《明史?土司列传?湖广土司》,卷310,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993页。]当朝廷军队对倭寇侵扰束手无策的时候,是溪州土司率兵前往迎击,而且依然是逢战必克。凶恶的东洋倭寇在实力强劲的溪州土兵面前,只得丢下1980多具尸首,狼狈逃窜。

从上述引证的历史史料来看,让人感觉到溪州土司的军队在有明一代,简直就是朱家王朝的御用“消防队”。哪里有事,就奔向哪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冲。国家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到处都可以看到溪州土司军队的身影。它既要平定内乱,又要抗击倭寇,甚至还要北上辽地,抗击当时努尔哈赤率领的清军,这对于一支身处溪州的土司军队而言,确实是太辛苦了。这里我们不想谈论溪州土司军队的南征北战的艰辛,只是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溪州土司的军事实力在其巅峰时期,确实是十分突出的。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经济实力作为后盾,这些频繁的战斗以及不断地辗转征战,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换句话说,如果溪州不是因为其社会经济实力的雄厚,朝廷也不会动不动就征调溪州,派遣他们保家安邦卫国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溪州军事实力的增强,本身就是其社会经济实力增强的反映。军事与经济本身就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三、彭氏土司的沿革

彭氏家族势力崛起和霸主地位确立可追溯至五代,尤其是与溪州之战直接关联。五代时期,王朝衰落,群雄鼎立,中原逐战为各国所瞩目,均无力顾及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溪州彭氏政权逐渐强大,后晋天福四年(939年),由于楚国对溪州赋税加重,后蜀的挑拨等原因,黔南巡内溪州刺史彭士愁与马楚政权之间,爆发“溪州之战”,至天福五年(940年)二月结束,历时半年之久,无论是参战规模、战争持续时间、还是就双方投入的总兵力来看,不仅是楚国和溪州政权最具影响力的一次战争,而且也是五代十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战争之一。

战争后期,彭士愁虽然率部顺利撤进了锦、奖深山,且盼蜀援兵无望,只能孤军抵敌的境地,无奈之下这才遣子师暠“送款”并附带十分苛刻的“归明”条件,主动向楚求和。楚国虽然一时占有主动,但是要想很快取胜也十分艰难,加之,当时楚国面临强邻压境,四面受敌的情境,在权衡利弊之后,楚国在彭士愁主动求和的情景下,接受了溪州彭士愁的请求。于天福五年(940年),双方缔结了盟约《溪州铜柱记》,结束了溪州大战。自溪州之战后彭士愁任都誓主,奠定了溪州彭氏八百多年的统治。

按其家谱记载,世系绵绵不断:

1、彭瑊→2、彭士愁,(瑊子)→3、彭师裕,(士愁长子)→4、彭允林(师裕长子)→5、彭允殊(师裕次子)→6、彭文勇(允林长子)→7、彭儒猛(文勇子)→8、彭仕羲(儒猛季子)→9、彭师宴(仕羲长子)→10、彭师宝(仕义次子)→11、彭福石宠(师宝子)→12、彭安国(福石宠子)→13、彭思万(安国子)→14、彭胜祖(思万子)→15、彭万潜(胜祖子)→16、彭添保(万潜子)→17、彭源(天宝子)→18、彭仲(源子)→19、彭世雄(仲子)→20、彭瑄(世雄子)→21、彭显英(瑄子)→22、彭世麒(显英子)→23、彭明辅(世麒子)→24、彭宗舜(明辅次子)→25、彭翼南(宗舜次子)→26、彭永年(翼南子)→27、彭元锦(永年子)→28、彭廷机(元锦子)→29、彭弘澍(廷机子)→30、彭肇桓(弘澍长子)→31、彭肇相(弘澍次子)→32、彭廷椿(元锦弟元钲之子)→33、彭弘海(廷椿长子)→34、彭肇槐(弘海长子)→35、彭景燧(肇槐长子)

共计35任,传子29人,传弟4人,传侄1人,传叔祖1人。

在湘西地区,最早归顺元朝的是永顺彭氏。 一般认为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彭思万归附元朝,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改永顺保靖南渭安抚司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这是永顺作为司名的开始。当时永顺下辖的各个长官司称为洞名总管,并分属不同机构管辖:腊惹洞、麦着洞、施溶溪、驴迟洞、田家洞属湖广行省思州军民安抚司(治今贵州务川县);白崖洞、南渭州,施溶州属湖广行省新添葛蛮安抚司(治所在今贵州贵定县)。

明代是永顺土司最为强盛的时期。据《明史.地理志》载:洪武二年(1369年)永顺土司彭添保归顺吴王朱元璋,设置了永顺军民安抚司。洪武六年(1673年)十二月升军民宣慰使司,属湖广行省。据《明史.湖广土司传》载:“隶湖广都指挥使司。领州三,曰南渭,曰施溶,曰上溪;长官司六,曰腊惹洞,曰麦著黄洞,曰驴迟洞,曰施溶溪,曰白崖洞,曰田家洞。” 自此以后,永顺土司的建制基本固定下来,直到改土归流都没有多大的变化。

清军入关后,湘西土司最先于顺治四年(1647年)归顺了清朝。随后,湘西又一度被南明政权所控制,湘西土司又归附了南明政权。顺治十三年清军再度进入湘西,永顺土司再次投诚,而且也是在顺治十三年投诚之后,清廷才正式颁给永顺土司军民宣慰司印。其仍然下辖三州六洞,共有有58旗、380洞。此后,一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清朝改土归流时,永顺土司彭肇槐主动纳土和平改流,永顺土司都是由彭氏掌管。改流之后,清廷为了加强统治,于雍正七年(1729年)设置了永顺府,下辖永顺、保靖、桑植、龙山四县,治所在永顺县城。其统治地域相当于今湖南龙山、保靖、永顺、古丈等县的全部或大部。

四、彭氏土司与土家族经济

文化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同样是十分紧密的。离开了社会经济的基础,民族文化将会像远离土地的花朵,不仅不能灿烂的盛开,而且会迅速地枯萎。因此,当我们研究土家族文化之花之所以能够灿烂于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原因的时候,也应该将目光投向土家族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在这里来寻找其文化灿烂之真正原因。

(一)营造良好的土家族社会经济环境

民族经济的发展繁荣,离不开稳定安宁的社会环境。土家族的社会经济之所以能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而发展进步,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彭氏土司统治下的800余年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这800余年的历史中,土家族社会内部从未发生过大的武装对抗,“民怯于私愤,勇于公斗”,“是以境内凛凛,无敢犯法。”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思绪拉开,追溯彭氏土司统治之前的历史和彭氏土司改土归流以后的历史,就可以明白,彭氏土司统治的800余年间所营造的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的可贵了。

据史料记载,远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在土家族地区就爆发过声势浩大的五溪蛮起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陵击之。……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116,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年版,第1804页。]由于一次性地歼灭汉朝军队万余人,令朝野大惊,接着朝廷再次派遣伏波将军马援再次征讨,最后马援病死于今沅陵县的壶头山,时宋均改征伐为安抚,“宋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肃宗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界。其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群击破从,从等皆降。三年冬(公元78年),澧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弛】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余人,击澧中贼。五年春(公元80年),覃儿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首,余皆弃营走还溇中,复遣乞降,乃受之。……和帝永元四年冬(公元92年),溇中、澧中蛮谭戎等反,燔烧邮亭。杀略吏民,郡兵击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破之,皆散降。……明年秋,溇中、澧中蛮四千人并为贼,又零陵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蛮讨平之。”[【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116,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年版,第1804页。]

“顺帝时,武陵太守增其租赋,蛮又举种反,杀乡吏。东晋时,沔中蛮因刘、石乱後,渐徙於陆浑以南,遍满山谷。宋、齐以後,荆、雍二州(今荆南江陵郡,雍州,襄阳郡),各置校尉以抚宁之。群蛮酋帅,互受南、北朝封爵。至後魏末,暴患滋甚,僭称侯王,屯据峡路,断绝行旅。周武帝遣陆腾大破之。其獠初因蜀李势乱,後自蜀汉山谷出,侵扰郡县。至梁时,州郡每岁伐獠以自利。及後周平梁、益(梁、汉川;益,蜀川),自尔遂同华人矣。以其黔中东谢、西谢自古不臣中国,唐贞观以後,置羁縻州领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五·南蛮盘瓠种廪君种板楯蛮南平蛮东谢西赵牂牱充州獠》,卷328。]

可以这么说,五代以前土家族聚居地区,民众反抗朝廷的暴动时有发生,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站出来,公开与朝廷对抗。尤其是唐朝开元年间覃行璋率领的百姓起义,遭到唐朝宦官杨思勖的屠杀,仅屠杀的时间就延续了近10个月,据不完全统计,伤亡的无辜百姓达6万人之多!兵荒马乱,杀人如麻,在如此血腥动荡的岁月里,别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连百姓的生存都成了十分严重的问题。故而五代以前的土家族社会一直处于原始的采集、渔猎生产状态,其社会经济也一直止步不前,甚至还出现令人惊异的退步现象。

当然,我们今天也承认,清王朝的改土归流政策,确实有利于土家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但是,随着土司政权的覆灭,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力量也随之消失,虽然清王朝设置流官,维持着土家族社会的治安,然而流官们毕竟不能真正熟悉和了解土家族的社会生活,因此,改土归流以后不久,土家族社会及其邻近地区不断地开始爆发百姓武装起义,腥风血雨的局面又再次降临于土家族社会。其间最为惨烈的要算是乾嘉苗民起义了。

清乾嘉年间(1795—1797),湘西、黔东北的苗族人民由于不满流官的统治,开始酝酿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18世纪后期,清王朝开始在苗族聚居区设立军事据点,以加强对苗族人民的统治,同时流官、地主和商人通过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大量兼并苗民土地,从而激起苗民的怨恨。于乾隆六十年元月,苗族人民以“逐客民、复故土”为口号爆发起义,有土家、汉等族人民参加,人数共达三十余万。起义队伍声势浩大,他们在贵州就曾将松桃县城围攻达两月之久,而在湖南湘西地区,就曾围永绥(今湘西州花垣县),攻镇筸(今湘西州凤凰县),占乾州(今湘西州吉首市),队伍达七、八万人。同年三月,贵州义军转入湘西。八月,以湘南乾州平陇为根据地,推举起义领导人吴八月为“吴王”,提出“打到黄河去,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口号,坚持反清斗争一年多。清政府调集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广东七省的绿营军进行围剿。嘉庆元年(1796年)10月起义军进行平陇保卫战,在清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被迫撤出。同年十二月(1797年1月)起义失败。但起义的余波一直延续到1807年,前后达十二年之久。

不仅湘西、贵州地区的社会局势十分动荡,就是附近的今重庆市的酉阳、秀山,湖北省的鄂西自治州境等地也纷纷出现农民起义。如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以湖北来凤县为中心的白莲教大起义,就比较具有代表性。白莲教的烽火在湖北的来风、咸丰、宣恩、利川、建始、巴东、长阳、枝江,重庆的酉阳,湖南湘西的龙山等地熊熊燃烧,其中加入白莲教起义的土家族、苗族、汉族群众就有7万余人,分别进攻来凤县城、龙山县城,整个起义时间从嘉庆元年2月一直延续到嘉庆二年10月,长达1年零8个月。义军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百姓的积极支持。清朝将军明亮上书说:义军“所至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逼胁之人为之乡导负运”[【清】魏源:《圣武记》,卷9。]。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使清王朝受到沉重的打击,最后不得不宣布蠲免恩施、利川等地两年的钱粮赋税[【清】《利川县志》,卷10。],对来风、龙山有田产者酌情给予种子牛具,使其尽快恢复生产。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彭氏土司统治之前还是在其统治之后,土家族社会往往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然而在长达800余年的彭氏土司的统治时期,整个土家族社会却一直处于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土家族百姓们可以全心全意地发展自己的社会生产,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而这种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事实上还是依赖于彭氏土司的行政管理能力及其有效的管理手段才得以实现。

(二)推进土家族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

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彭氏土司并非无所作为,尤其是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也确实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据史料所载,五代以前,土家族社会的社会生产经济一直处于原始的采集、渔猎生产状态而没有出现多大的变化。这种原始的社会生产经济结构大约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北宋初期,随着农耕经济的出现以后,这种采集渔猎的社会经济结构才逐渐退转为次要罢了。

五代时期,随着彭士愁担任溪州刺史后,溪州社会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溪州的百姓们开始有了农耕生产经济。如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中就曾这样记载道:“辰、沅、靖州蛮有犵狑,有犵獠,有犵览、有犵偻,有山猺,俗亦土著,外愚内黠,皆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啖之。”[【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3。]此所言辰沅靖的蛮人,其实所居都在溪州附近,他们尚且如此,溪州百姓的社会生产也不会先进到哪里去。当然,这种“焚山而耕”的农业生产是十分原始的,其生产的收获也是十分低下的。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先以石斧石刀,后来用铁斧钢刀砍伐地面上的树木、杂草等,待到砍倒的草木晒干后,再放火焚烧。经过火烧的土地变得松软,因此,溪州的刀耕火种不用翻地,只是用掘土的木棒或锄头,挖出一个个小坑,投入几粒种子,再用土盖上。待禾苗生长出土后,利用地表草木灰作肥料,播种后人们不再施肥。有的地方由于坡太陡险,人们甚至也不用木棒或锄头挖小坑播种,只是站在坡顶将种子撒下去,也不覆盖种子,完全靠种子自生自灭。由于经营粗放,产量极为低下,往往每亩大约产百十来斤,俗称“种一偏坡,收一萝萝”。

(三)推动土家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随着彭氏担任溪州刺史以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苦心经营,溪州的社会经济水平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下面,我们将从溪州地区的生产方式的进步、城市建设的兴起、商业贸易的发展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说明。

生产方式的进步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硬指标。旧时的溪州基本上处于原始的渔猎经济时代,就是连刀耕火种这样的原始农业生产,在其社会生产方式中也不占主导地位。而在溪州彭氏土司统治的800多年的时间内,溪州地区的生产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也获得了相应的变化,即农耕生产逐步取得主导地位,渔猎、采集经济逐步退到辅助地位。

1、重视农耕,招佃垦荒

溪州深林密菁,地广人稀,要想发展地方社会经济,在旧时的生产条件下,开垦荒地不失为一种有力的措施。所以,无论是五代、两宋,还是元明清时代,溪州的土司都曾推行过招佃垦荒的政策。这些土司们在各自管辖的境内,制定政策,发出号召,力图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开禧元年(1205年),夔州路转运判官范孙就曾说到这样一个事实:“本路施、黔等州荒远,绵亘山谷,地广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富豪之家,诱客人举室迁去。”[【元】脱脱:《宋史·食货志》卷126。]我们认为,宋代土司的“诱农垦荒”其实就是招佃垦荒。按道理说,溪州地处荒远,交通不便,居住在平原地区的汉民们怎么会前往溪州垦荒呢?这里自然就离不开一个“诱”字,所谓“诱”,即以低赋税为诱饵。因为在汉民族地区,无论是哪一个朝代,往往都赋税高得惊人,除了正规的皇粮国税之外,还有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一般人家都是难以完成的。如今,溪州愿意以很低的赋税,甚至是不要缴纳赋税,那么很多穷苦百姓自然便愿意前来开垦荒地了。

除了招佃垦荒的措施外,土司们还注意激励百姓们种地的热情,鼓励他们开垦荒地,学习汉族地区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提高土地的产量。号召辖区内的百姓大力垦植,开荒造田的告示,在溪州地区开始频频出现,而其属下百姓在土司的号召下,也纷纷走向荒野,开始了农田垦植。随着大量的土地开垦,农耕面积自然随之增加,农业产量也相应得到增加,溪州百姓再也不要每日忙于狩猎捕鱼,或采集山果,因为农耕生产的粮食收入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粮。当农耕生产方式取得其社会主导地位的时候,人们更加会扎根在这片土地,社会生活也会因此而趋于安定,于是,溪州社会的历史也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2、重视工矿开采

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要重视农业生产,而且也要注重工业生产。土司时期,虽然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但矿山的开采也的确是一种巨大的经济来源。溪州最大有名的矿业就是丹砂,而旧时的丹砂却是朝贡的重要物质。因此,如果在丹砂的开采上,投入适当的人力物力,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确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发现溪州土司有关开采矿产的一些文字依据,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其他的一些历史文献中,看出土司时期人们对丹砂开采的情况。

如明朝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就在其《本草纲目》中对辰州和溪州的丹砂的开采有过这样的记载:“(丹砂)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砂为最。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谓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大块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状若芙蓉头、箭镞,连床者紫黯若铁色,而光明莹澈,碎之崭岩作墙壁,又似云母片可拆者,真辰砂也,无石者弥佳。过此皆淘土石中得之,非生于石床者。……宗曰:丹砂,今人谓之朱砂。辰州砂多出蛮峒、锦州界、獠峒、老鸦井。其井深广数十丈,先聚薪于井焚之。其青石壁迸裂处,即有小龛。龛中自有白石床,其石如玉。床上乃生砂,小者如箭镞,大者如芙蓉,光明可鉴,研之鲜红,砂洎床大者重七、八两至十两。晃州所出形如箭镞带石者,得自土中,非此比也。……时珍曰:丹砂以辰、锦者为最。麻阳即古锦州地。佳者为箭镞砂,结不实者为肺砂,细者为末砂。色紫不染纸者,为旧坑砂,为上品;色鲜染纸者,为新坑砂,次之。……有溪砂,生溪州砂石之中。”[【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金石部?金石三》,卷9。]

《本草纲目》的这段记载,除了让我们了解到溪州的丹砂的开采经验之外,我们还了解到溪州开采丹砂的规模和民众的重视程度。由此也就能够推测出溪州历代开采丹砂的情况。丹砂不仅是进贡朝廷的重要贡品,也是用来与外地进行商业贸易的重要商品。因为旧时的人们一直认为丹砂是调制丹药的重要成分,不仅可以治病,而且还可以长生不老。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溪州的丹砂开采便直接可以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经济收入,从而是溪州逐步走向富裕。另外,溪州不仅有丹砂,还有铜矿、铁矿、铅矿和硝石等矿产。

尽管我们没有看到溪州土司是如何重视这些矿产开采的文字史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境内的这些矿产至少是在土司时期就已经在陆续的被开采,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已经被溪州百姓广为利用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本身就说明土司并不反对其属下的百姓们开采矿产,而且这些矿产的开采与提炼,也确实为溪州社会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无论是铜矿、铁矿,还是丹砂、硝石,都直接地为溪州的生产服务。人们所用的生产工具,很多就来自于这些金属的制造。直到今天,溪州境内的万坪的刀具依然十分著名。至于硝石,则是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料,溪州土司的军队之所以能够所向无敌,火药的运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3、促进商业经济的繁荣

元明清时期,溪州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屯区的经济开发带动了溪州地区商业的开发;二是溪州自身的经济发展所至。先说屯区的开发。元明时期,朝廷一方面在溪州边境设置军屯和民屯,另一方面还在溪州边缘地带实施郡县制,由朝庭直接管理。这些已经设为郡县的地区由于开发较早,加上又直接与汉族地区接壤,相互之间发生的经济交流自然较多,因而其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虽然较之汉族地区要低一些,但较之溪州土司地区则又要高一个档次。如湘西北的石门县、慈利县均处于澧水沿岸,有便利的水道交通,明代时在境内开设铺递,使陆路交通得到很大的改善,为境内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交通条件的改善,无疑对其商业起到了推动作用。故石门县在明代时就已经形成了3个较大的集市:骆家市(上八都)、徐家市〔下八都)、后渫市(十三都)。原境内的土家人原本“不事商贾”,随着当地商业的发展,也“常以山货杉板滑石之属窃与省民交易盐米”。集市的发展也受到朝庭的重视,明朝政府曾“责令熟聚处如保甲然,而辟地与之市,凡三日一市”,[《明天启实录》,卷9。]不仅如此,还规定乡村集市“贸易以十二支所肖该市名,如子日曰鼠场,丑日则曰牛场之类。及明,各负货聚场贸易,仍立场以禁争夺。其负郭者,旧有卯、申二场。弘治巳未,今巡镇大臣以军民生理疏阔,增子、寅、午、戍四场,并前为六场,人甚便之”。[【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l。]朝廷还规定,乡村集场得有专人管理,负责处理民间贸易纷争,并收取少量的贸易费用。

更与溪州接壤的是元明的屯区与卫所。这些屯区与卫所宋时本属于溪州辖区,因而与溪州的交往更为密切。如永定卫、九溪卫、辰州卫、沅州卫、澧州守御千户所等。卫所地区为溪州边境汉人较为集中的地带,也是外地客商较为集中的地带,如辰州卫“流寓行商,而江西、黄州、武昌、四川、贵州为多”,外地客商云集于卫所地区从事商贸活动,使卫所区本身就成为商业市场。如辰州卫辖区内的浦市,早在明代时就已经成为溪州边境的“通商口岸”。《辰州府志》引《滇行纪程》:“过辰溪县二十里浦市,人烟稠密,鸡犬相闻。榜人估客,即停舟贸易。”[【清】谢明谦等:《辰州府志?杂识》,卷50,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51页。]清人戴元楠也曾有《浦市》一诗载《辰州府志》:“浦市十数里,远望却无际。斜屋承水形,曲巷取山势。列市黄橙香,临江朱槛丽。环翠暗清流,落日明霞继。……”[【清】谢明谦等:《辰州府志?艺文》,卷46,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764页。]这繁华的浦市今在湘西州泸溪县,早就是湘西著名的四大名镇之一。

溪州边境的经济繁荣,势必对溪州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溪州自身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以后。这种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溪州在明朝时对老司城的重建。据近期人们对溪州老司城的考古发掘,发现司城内仅街道就有七条,最长的街道长达779米,最宽的街道5.4米,街道的宽阔与延长,增添了司城的气势,也表明在明代时,老司城已经成为溪州地区重要的商业文化中心地。“老司城内原街巷密布,纵然相通,相传有八街五巷两口。”[ 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湘西州文物局、永顺县文物局:《永顺老司城》(内部资料),2012年,第99页。]“旧司城街名七处,今去郡城三十里。土司时旧有街坊之名:新街、左街、河街、鱼肚街、马蝗口、九屯街、东门街。”“其创建年月世远无征,凡土司衙署宗堂悉在,城内铺店颇多,街坊七处。”[【清】黄德基等:《永顺县志?地舆志》,卷1,乾隆五十八年刻本。]七条大街,店铺林立,远远近近的商人或行商贩卖,或坐贾经营,司城附近的百姓也因生活之需,前往司城购买一些日常用品,如油盐柴米酱醋茶之类。街道上,人员川流不息,叫卖声,吆喝声,讨价还价之声,更显出司城的一片繁华来。明人包汝楫曾在辰州为官,撰写了一部《南中纪闻》。其间就曾对溪州的司城有过这样的描述:“楚省城垣,因山增筑,形式不圆而方,古所称方城是也。城中风气朴茂。被服饮食,皆适丰约之中。余遍游市肆,诸凡荡心丧志,奇技淫巧之事绝少。即此可占民俗之淳。……楚中错处市廛者甚多,经济贸易,与市民无异。通衢诸绸帛店,俱系宗室,间有三吴人携负至彼开铺者,亦必借王府名色。各衙门取用绸帛,俱有值月,伺候并不爽误,宗室与市民一体。”[【明】包汝楫:《南中纪闻》,一卷本。]

其实除了司城的商业繁荣之外,其乡村的商也墟场也逐渐发展起来。如位于湘川交界之地的龙山县的里耶镇,这个在秦朝时代就已经兴建起来的城镇,千百年来,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繁华。还有位于酉水之滨的王村古镇、永绥的茶洞古镇、泸溪的浦市古镇,与里耶一起被称之为湘西的四大名镇,在明朝时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街道规模。这些古镇多位于四省边区交界之地,或酉水之滨,沅水与酉水交汇之处,深得地势之便。旧时百姓生活所需物品,外来商人也来此购买一些地方珍稀货物,如麝香、鹿茸、虎皮、虎骨、桐油等等。这种自然形成的内需与外需产品的交易,再加上地势之便,使得这些古镇率先得到开发。诚然,商业的繁荣离不开外地商人的进入,是这些外地商人带来了丰富的外地产品,也促进了溪州内地的商品流动。除了这些主要的集镇外,溪州境内还兴起了其他的不少集市,如龙山县的民安、石牌洞、官渡口、官厅、桂塘坝、隆头、那寨,永顺县的列夕、塔卧、龙家寨、石堤溪等,保靖县的迁陵镇、复兴、茅沟、拔茅、隆头等,桑植县的水獭铺、利福塔等。一时之间,溪州境内的集市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升温。较为发达的商业活动既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促进了溪州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上述所引证的材料来看,无论是其农耕生产方式主导地位的确立,还是城镇建设的兴起,商贸经济的繁荣,这些都说明了溪州彭氏土司在其统治的800多年的历史中,确实是安定了一方,也发展了一方,作为一方的守土之臣,是非常尽职尽责,其政绩也是相当突出的。溪州的地方经济,虽然不敢说它有多么发达,但比较其唐宋时期的溪州而言,其发展是明显的,其进步的程度也是有目共睹的。

五、彭氏土司与土家族文化

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的状况,往往取决于该民族处于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长达800余年的彭氏土司不仅是土家族社会政治环境的制造者,社会经济环境的推动者,也是其文化传承、发展的决定者。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永顺彭氏土司对其治下的土家族社会文化进步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是全方位的。

通过对土家族的起源、聚落形态、建筑特征的考察,可以看出永顺彭氏土司与土家文化具有传承关系,而且也反映了在永顺彭氏土司时期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与繁荣。

(一)开放性的文化结构

永顺彭氏土司在土家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道路上,主要采取了两种措施,一种是不断地使本民族文化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结构状态,一种是自己以身作则,不断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为本民族文化增添新的文化样式,以丰富和繁荣本民族文化。事实上,让本民族文化呈开放性结构状态,也是历代彭氏土司言传身教的结果。首先,在800余年的与中央王朝的交往过程中,彭氏土司一直都坚持与中央王朝进行交流,换句话说,这种交流实际上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朝贡”。根据朝廷的规定,彭氏土司总是定期向朝廷朝贡,无论是他们担任溪州刺史,还是担任二十誓下州的都誓主,乃至于担任永顺军民宣慰使司的土司,一直如此。

除了朝贡之外,永顺彭氏土司还通过服从朝廷征调,平息国内反叛,抵御外族入侵等军事活动的方式来实现与中央王朝的交流。而大规模的朝廷征调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的征调对于永顺彭氏土司而言,有以下的特点:一是地域宽广。永顺土兵参与中央王朝的军事活动北至辽宁省、南抵广东省、东达浙江省、西及四川省,涉及现今的湖南、湖北、四川、贵州、重庆、广东、广西、陕西、河南、辽宁、浙江、江苏等十二个省市。二是征调频繁。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至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永顺土兵先后被征调55次,差不多每隔4年左右就被征调1次,这种征调的频繁在其他西南土司中是绝无仅有的。三是屡建奇功。四是参与者众。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兵科给事中周希令上言:“敢战无若土兵,在四川播州可得二万,酉阳,石柱可得一万,在湖广永顺可得四万”。[《明神宗实录》卷五八四。]清人魏源也曾在其《圣武记》中说:永顺土司“往往私倍于在官方数,如调三千辄以六千至,调兵五千辄以万人至”,正由于永顺土兵战斗力强,所以,在屡次的征调中,永顺土兵都不负众望,屡建奇功,为维护国家的尊严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明史》所载:“永保诸宣慰,世席富强,每遇征战,辄兵荷戈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虓雄。”[【清】张廷玉等:《明史·湖广土司》卷310,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998页。]

在频繁的朝贡和征调中,彭氏土司带领土家族百姓和士兵们亲身接触到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文化,从而为汉民族与土家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的通道。另外,永顺彭氏土司还积极响应朝廷号召,不仅其土司子弟积极到外地负笈求学,而且还热情地在自己的辖区内开办学校,让土家族人直接向汉民族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皇帝诏谕:“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愚顽,不入学者,不得承袭。”[【清】张廷玉等:《明史?湖广土司》,卷310,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997页。]皇帝的这一诏谕,将读书与职官承袭捆绑在一起,从而逼迫各地土司进入学校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在朝廷的压力下,溪州土司子弟开始入学读书。而在当时,溪州境内尚未有学校,土司子弟的求学须得辗转外地,十分不便。于是在明万历年间,永顺宣慰使司彭元锦决定在老司城内创建一所学校“若云书院”,并从外地请来教师,为其土司子弟及附近官民子弟授课讲学。从此,溪州彭氏土司的辖地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所学校。若云书院虽然是为当时土司子弟专设,但一些富裕的家庭子弟也可以进入学校读书,从而开创了土司时期文化教育之先河。随着后来溪州彭氏土司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土家族知识分子队伍日益壮大,其中不乏考中进士、举人者。知识分子的出现,不仅撑起了溪州地区文化教育的一片蓝天,也使得土司官僚队伍中人才素质获得提升,这对于日后的土司政治文明,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转变,心胸视野的开阔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的开放确实带来了土家族文化的繁荣发展。随着与汉文化的交流的开展,汉民族的儒家文化思想观念得以进入土家族人的心中,儒家的忠君爱国、热爱和平、诚信勇敢的入世精神与土家族自身文化相融合,更加凸显了土家族的文化特征。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并逐渐酝酿成土家族的社会民风。父慈子孝,家庭和睦,邻里之间守望相助,村寨里社中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社会正义感。当清代流官张天如在编撰第一部《永顺府志》时,就已经深深地感受到土家族“沐浴王化,其日迁善”,“莅以忠信,则葆其诚;齐以礼节,则定其志”[【清】张天如等:《永顺府志·风俗》卷10,乾隆二十八年抄刻本。]的文化之风。

土家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一个十分宽阔而又复杂的领域,想要用较短的篇幅加以陈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只能选择其比较突出的几个点,借以展示其冰山之一角。

(二)城市建筑文化的繁荣

土家族城市文化的兴建早在五代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据《溪州铜柱铭文》记载,五代时的城市就已经屹立在深山至中。为了便于掌控溪州彭氏政权,马希范要求彭士愁“乃迁州城,下于平岸”,[【五代】李弘皋:《溪州铜柱铭文》,此铜柱现藏于永顺县博物馆。]将其州城迁于平原地带。两宋时期,溪州刺史彭师宝和彭福石宠将州城从龙潭、会溪搬迁至老司城。土司时期,根据文献史料记载,土司彭显英、彭世麒、彭世麟、彭明辅、彭宗舜、彭翼南等,分别对城市进行增修和扩建,至明万历年间的彭元锦时期,则在原先城市的基础上,再一次进行大规模的重修,今天的司城考古发掘所见到的明代司城就是彭元锦时期重新修建而成的。

明代的这座土司城建筑依山势布局,有“前殿后寝”式、“象天设都”式、“下殿上寝”军事堡垒式、“庄园”式等四种类型。而老司城建筑对“象天设都”式,则依据山形水貌进行了再创造,从而形成“左殿右寝”式。这是由右边的锡帽山便于观察内罗城的动向决定的,构建了土司在军事生涯中累积而成的极具防御性的空间。所以考察这座城市的防御体系,会发现内罗城近靠锡帽山,而锡帽山顶设置烽火台与军垒等,与环城山脊的其它军事建筑融为一体。老司城区有内、外两重城墙。其中内罗城修建宫殿、衙署,城门口各自建造高大的城楼;环城铺设卵石路面,并且中间镶嵌一条“轴线”进行强化,连通外罗城的右半部分。而外罗城左半部分的紫金山、雅草坪一带,其陵墓有上享堂、下享堂之别,封土堆与墓室结构多有规格上的差异。这些均反映了土司时期城市管理智慧和政治智慧。内罗城外宫墙后面的卵石道路,与山下具有泄洪功能的下水道相连;内罗城内木构建筑院落的坪场,用卵石铺设精致的纹饰和图案;宫殿区建造贮藏窖穴、地下取暖设施、地下通道和地下排水沟系统;衙署区用砖石构筑坚固的密室;整个城区,依山势修筑大量的建筑台基。这些,均反映了山地民族适应天地自然、营造宜居环境的智慧。[ 参见成臻铭:《老司城遗址建筑布局及功能研究》(手稿电子版),第17页。]

司城内设有宫殿区、衙署区、街道区、苑墅区、宗教区、墓葬区。其街道有“九街两口十九巷”。九街和两口是老司城的主心骨,而十九巷则是围绕九街两口逐步形成的。九街是指正街、右街(御街)、中街(午门街)、左街、半坡街、五屯街、紫金街、河街、渔渡街(桐油枯)。它呈“四横五纵”格局分布。“四横”自前而后,包括河西的渔渡街,[河西以渔渡街为中心,向左经狮子口巷、迎师坪、古栈道(对岸为第三处钓鱼台)抵达观音阁,向右经八补湾、马坊口巷、监钦湾抵达北门潭的察闹院。]河东的河街,衙署区前面的正街,连接紫金街和大致环绕雅草坪五屯巷、城隍庙、朱家堡、关帝庙、鲁腊铺的五屯街;“五纵”自右而左,包括宫殿区右侧的右街,衙署区左侧的左街、半坡街,以及连接左街、半坡街和五屯街的紫金街。其中位于内罗城衙署区左侧的与正街连接在一起的左街、半坡街、五屯街、紫金街形似自西向东抓地的“龙爪”,被称为“龙爪大道”。[ 见【道光】《彭氏源流族谱(一)》第79、80页“彭氏祠堂执照”。]这些街道长200至500米、宽2至4米不等,如连接右街和左街的正街宽4米,河西归龙潭城秦氏专属的“鱼市一条街”渔渡街长500米、宽3.3米,从紫金街至周家湾巷口的紫金街长300米、宽3.3米,连接正街和紫金街的左街宽3.3米,从西门到南门码头的河街长400米、宽2.7米,从北门至午门的右街长400米、宽2.7米,从河街至午门的中街长200米、宽2.7米,从紫金街至鲁腊铺的五屯街长500米、宽2.7米,半坡街宽2米,等等。

两口是指马坊口、狮子口。老司城河西自右而左有三条小溪,分别称为马坊口、八补湾和小河。其中,位于右边小溪出口处、连接司城古柳林荫道的称为马坊口,位于中间小溪出口处、连接渔渡街右端的称为八补湾,位于左边小溪出口处、连接渔渡街左端的称为狮子口。

十九巷是指西门巷、南门巷、堂坊堡巷、午门巷、半坡巷、五铜巷、雅草巷、城隍庙巷、朱家堡巷、周家湾巷、杨士庙巷、马坊口巷、狮子口巷、秦姓巷、段家湾巷、张家巷、闰家湾巷、王家巷、陈家巷。[ 以上参见向盛福:《土司王朝》第49—51、58、8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版。]其中,西门巷连接河街与右街(御街),南门巷连接正街、左街与河街,堂坊堡巷连接河街与正街,午门巷连接正街与河街,半坡巷东接半坡街,五铜巷连接五屯街,雅草巷连接五屯街与紫金街,城隍庙巷、朱家堡巷连接五屯街,周家湾巷连接紫金街,杨士庙巷连接东门至祖师殿之间的松柏古道,马坊口巷紧邻八补湾、连接司城古柳林荫道,狮子口巷和秦姓巷连接渔渡街。[ 参见成臻铭:《老司城遗址建筑布局及功能研究》(手稿电子版),第61页。]

整座城市的建筑布局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围绕“中轴线”布局,结合城市周围的自然山水,因山筑城,因水建道,使得整座司城结构谨严,层次清晰,众星拱月,气势非凡。它既突出了山地土司城市的军事防御的生存智慧,又具有大气磅礴的城市结构气象。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突出中心的“中轴线”城市结构其实是对封建帝王都城建筑的一种模仿,也是汉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结合而带来土家族文化繁荣的实证。同时,这种颇具规模的土家族城市,也代表着其社会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文化的繁荣,没有良好的社会政治文明和雄厚的经济作基础,这种雄踞西南地区的老司城是不可能修建得如此雄伟壮观的。

(三)村落布局的文化特征

在唐代时,诗人常建就曾言“湖南无村落”,但随着彭氏土司政权的建立,这种无村落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在溪州不仅有村落,而且还有布局严整的村落结构。旧时溪州地区的土家族村落的布局也同样受到汉民族“中轴线”观念文化的影响,其村落布局或围绕长官司城为中心,或以本宗族的宗族祠堂为中心四散展开。下面以溪州白崖峒长官司的村落布局和永顺县双凤村村落布局为例。

(1)白崖洞长官司与附近村落

清嘉庆年间的《龙山县志》载:“白岩洞长官司属永顺宣慰司,隶湖广都司(即今龙山白岩里地,三十六湾有长官桥,即其验也。)”[【清】洪际青等:《龙山县志·沿革》卷1,嘉庆二十三年刻本。]清光绪年间的《龙山县志》亦载:白崖里有上、中、下母池,至今仍被百姓沿用。民国时期的《永顺县志》则言记:白岩洞长官司在宋时为上溪州地,元设白崖洞,属新添葛蛮安抚司。明洪武三年内附,升为白崖洞长官司,隶湖广行省,清初仍旧。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属龙山县地,谓之白崖里。从上述方志记载看来,它们提到了元代的白崖洞和清代的白崖里两个地名。

老司城考古工作者们发现,元代的“白崖洞”位于今龙山县兴隆街乡烟棚村四组,这里有“哈塘堡”小山与一条小河形成的长100余米、宽60米左右的坪场,地势开阔,农田较多。改土归流后的“白崖里”则位于今龙山县桶车乡白岩村二组,南北两边为大山,中间是较为平坦的谷地,白岩小溪从村中自西向东流过,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白崖峒长官司中心城市及其周围村落的分布格局是:在今兴隆街乡烟棚村四组“哈塘堡”小山与一条小河溪形成的坪场上,四周构筑厚80厘米的城墙圈,城区有旧墙基和青石板地面,石板运自30公里外的扒湖,其中的主体建筑的台基上残存高大的石柱础,其正前方的城墙墙体上开设一个大门,门前有逐级而上的石级台阶,在城墙以外还有7座修筑考究的石拱桥和与之相连的卵石道路。这条道路,最终连接今湖南省永顺县和湖北省的来凤县。[参见《湘西永顺老司城考古发掘报告》,《湖南考古2002(上)》,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26、327页。]城区附近则较为均衡地分布有七八个村落,均有卵石道路相连,村落之间的空间距离三到五华里不等,形成了以白崖洞长官司城为中心的众星拱月式的村落布局。

(2)永顺双凤村村落布局

单纯就村落的布局而言,今永顺县和平乡双凤村的村落布局可以视为受中轴线观念影响最为突出的代表。双凤村位于距永顺县城西南部的25公里处的群山之中,系典型的土家族村寨,居住者均为彭姓和田姓土家族,据说该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双凤村实际上是由8个土家族村寨组成,俗名“七寨半”。他们分别叫双凤、巴可、羊品沟、召且、反坡、沙湖、巴吉、新寨。其村落布局主要以双凤为中心,其余7个村寨分布于东南西北四方,见下图:

o羊品沟(1500米)

o巴可(3000米)

o召且(1500米)

o双凤村

o新寨(500米)

o巴吉(3200米)

o反坡(3000米)

o沙湖(4000米)

据双凤村中的老人所言,彭田二姓系异性兄弟,彭姓分大房、二房、三房,彭姓大房住在双凤村,二三房与田姓土家族分住在其余7个村落。这八个村寨关系十分紧密,每当其中的某个村寨受到外族的欺负时,他们8个村寨就会自觉地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一致对外。旧时8个村寨以双凤村为首。每逢过年之际,8个村寨都要首先聚集于双凤村,举行摆手祭祖的大型仪式活动,然后再分别在其余7个村落每村一晚继续举行摆手娱乐活动。而就双凤村的村落布局而言,不仅特别强调中心村落的地理位置,同时也隐含着汉民族儒家主次分明的思想观念。从双凤村的建筑布局本身来看,它不仅再现着儒家的政治文明,也体现出土家族自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还展示出土家族受儒家思想影响而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其较为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

(四)多元文化的并存与繁荣

彭氏土司不仅促成土家族文化的开放性结构,积极参与外界交流,繁荣了土家族文化,而且他们自身也积极地向汉文化学习,并通过自身的创造,来丰富和发展土家族文化。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文人诗作与竹枝词的创作实践。自从明弘治年间强调土司子弟必须入学受教以后,土司子弟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其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仅增进了对汉文化的认识,也大大地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和胸襟,而土司们的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与胸襟的开拓,反过来又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繁荣,从而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更有利于土家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具体来说,自明弘治以后,在彭氏土司的辖区内,许多土司或土司宗族的子弟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与当朝大儒有过诗歌酬答,譬如说明代的大思想家王阳明、明朝宰相徐阶等都曾与彭氏土司有过文学交往。

就现存的资料而言,明清时期的彭氏土司和其宗族的文人有彭明道、彭世麟、彭飞、彭元锦、彭淦、彭秋潭、彭勇行、彭勇功、彭春芝、彭坦、彭施铎、彭舜生、彭书香、彭施涤、彭庆荪等,他们都有诗集留存,除此之外,著名的还有王道、冉天育、陈景星、陈汝燮等,可以说是群星璀璨,形成了土家族文人文化的一条历史的长河,从而丰富和繁荣了土家族文化。彭氏土司的诗歌并非全是应酬之作,有些诗歌确实质量相当高。如明代永顺土司彭世麟的《观音阁钟铭》:“维虚有容,阙声斯洪。随其所扣,应之无穷。以启昭昭,以觉梦梦。晨昏之节,永惟茂功。”[ 彭勃等辑录:《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7页。]这首四言诗作,以钟声为抒写对象,前四句为实写,力图状摹钟声这种飘渺悠扬而似乎有形,声音洪大而荡漾四方的磅礴气势。接下来再抒写钟声的社会功能:“以启昭昭,以觉梦梦。”这种社会功能的书写其实是诗人自己对钟声的独特领悟,也是诗人思维深刻的一种展示。“以觉昭昭”,于洪亮的钟声中,诗人领悟到了宇宙的真谛,也激荡起个人建功立业的豪情;“以觉梦梦”,钟声不仅给人以激励,同时也能警醒世人,从醉生梦死的无聊中振奋起来,勇敢地担负其自己的社会责任。“晨昏之节,永惟茂功。”每日的晨钟暮鼓,依然轰然于诗人的心头,它犹如昂奋人们斗志的号角,不断地激励后人为国家建功,为民族兴业,为百姓造福。整首诗歌深受汉民族传统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浸染,体现着诗人深刻隽永的哲理思索,咏物抒情,感悟言志,气势磅礴,韵味无穷。

当然,在彭氏土司及其文人的诗作中,最为突出的成就还是竹枝词的创作,而土家族文人似乎也对竹枝词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也特别喜欢创作竹枝词。这些现存的竹枝词不仅再现了土家族文人所处的社会生活,也再现了土家族文人对民众生活艰辛的感叹,极富人民性。如彭勇行的竹枝词这样写道:“福石绣屏锦绣多,浪击石鼓声声和。土王宫里人如海,共庆新年摆手歌。”[ 彭勇行:《竹枝词》,《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208页。]彭施铎的竹枝词则也唱道:“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 彭施铎:《溪州竹枝词》,《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233页]十分逼真地再现了土司时期民众新年摆手祭祖的民俗事象。又如彭秋潭的竹枝词则表现着土家族独特的“哭嫁”婚俗:“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宁山地近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 彭秋潭:《竹枝词》,《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116页。]土家族文人不仅歌唱人间的欢歌笑语,也书写人世的辛酸苦难。如彭淦的《竹枝词》中就这样写道:“一里山城二百家,算来十户九公衙。可怜几个穷人子,长被军流斗嘴牙。”这里的苦难书写虽然只是一个细小的侧面,但却依然反映出“穷人子”的生活艰辛。再如土家族文人王道的《年荒》:“几及身为殍,年荒可奈何?鮒鱼呼涸辙,豺虎乱山阿。当厄相援少,乘危反挤多。富儿操榷算,冷笑看人过。”[ 王道:《年荒》,《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128页。]诗歌暴露了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和人心的险恶,对豺狼当道的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也再现了在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民众深刻的苦难。

土家族文人的竹枝词确实是土家族文化中的一支奇葩,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镜像,而且又如一粒粒璀璨的艺术珍珠,在土家族文化长廊中一直熠熠闪光,灿烂夺目。

(五)土家族特色文化的强化

民族文化结构的开放,固然能够带来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但是如果在开放的过程中,一味地只是追求文化的异化,连自己的文化之根也丢掉了,同样也不能真正繁荣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这种对本民族文化之根的坚持与强化,同样也是繁荣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而永顺彭氏土司不仅坚持民族文化的开放结构,同时也是本民族文化之根的强化者。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特色鲜明的土家族文化,则是与彭氏土司的强化作用分不开的。

1、土家族语言的强化与延续

说到民族文化之根,第一个因素就是民族语言。首先,民族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史前时期的产物,是人类无意识的创造,而且它既不属于主观世界,也不完全属于客观世界,具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性质。再则它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反映,是超时代、超政治、超观念的。我们说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相对于其他载体而言。其他载体只能向人们显现文化的一个部分,甚至是文化的一个角落;而语言则全面地储存着文化的整体信息。 我们平时说词汇对于社会生活最为敏感,这也意味着许多文化凝聚于词汇。黄侃先生说一个字就等于一句话,意思是任何概念所包含的,实际是一个定义、一个判断。而定义、判断则是文化意识的结晶。正是由于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语言理解就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语言理解的层次越高,文化理解也就越高,需要的文化理解也越高。

在强化民族语言方面,彭氏土司自己都一直坚持用本民族语言与外界交流,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特殊的外交场合(如朝贡、与外宾商谈等),都一直坚持采用民族语言作为官方的唯一语言,只是在明朝中期以降,才开始学习汉民族语言,在其使用汉语时,也只是限于书面交往(主要原因还在于土家族尚无本民族文字)和特殊场合下的对话,而在更多的情境中,仍然坚持使用本民族语言。《永顺县志》曾对此有这样的记载:“土语钩朝格磔,卒难入耳,立谈之间,瞠目莫辨。”[【清】黄德基等:《永顺县志·风土志·语言》,卷4,乾隆五十八年刻本。]这种对本民族语言的坚持,不仅起到强化本民族语言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于本民族语言的延续也同样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直到改土归流后的大半个清朝时代,土家族语言的普及率依然在95%以上。相传在改土归流以后,一些知府、知县下乡办公,还得带上翻译才能与当地百姓交流。说到这里,笔者倒有一个亲身体验。20世纪70年代中期,笔者曾在龙山县坡脚公社任教,发现该校的一年级小学生几乎听不懂汉语,笔者任教的初中部学生在平时可以用汉语与老师对话,但是一旦事情紧急的时候,还是习惯性地使用本民族语言,他们仍然感觉到用汉语表述是不大习惯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土家族语言在开放性的土家族文化结构系统中,却依然得以保留与延续下来,主要原因则在于当时的彭氏土司对本民族语言的强调,而他们自己也在民族语言的坚持中以身作则,坚持在各种场合中都使用本民族语言。这种对民族语言的强调,不仅没有影响到民族文化的开放,同时也保留和强化了自己民族文化之根。

2、土家族传统歌舞(戏剧)文化的强化

土家族的歌舞(戏剧)文化可以说是土家族文化的一个文化品牌,是土家族文化中一个非常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样式。它生动地记录了本民族的生存发展的历史,也承载着本民族信仰文化信息和社会生产、军事活动、社会交往、节日娱乐、爱情婚姻、审美取向等方面的文化信息。了解一个民族的歌舞,就能从一个侧面了解该民族的文化精髓与奥妙。艺术家莱尔诺·奥罗莎·葛钦戈在她的《翠绿岛之舞蹈》的开头提出:“请你跳舞给我看,我将说出你是怎样的人。”人类学的研究往往把舞蹈作为种族的标志物来看待。

土家族歌舞(戏剧)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摆手舞和毛古斯。

(1)摆手歌舞

摆手舞,在土家族人群中,常常被称为“社巴格次”,其汉语的意思就是“玩社巴”,也就是说在社巴节日期间,人们跳起摆手舞祭祀祖先神灵。整个活动以祭典舞蹈、唱歌等为表演形式,以讲述人类起源、民族迁徙、英雄事迹、表演农事活动等为主要内容。当祭礼仪式毕,由“梯玛”或掌坛师带领众人,进摆手堂或摆手坪跳摆手舞,唱摆手歌。摆手舞分单摆、双摆、大摆手、小摆手数种。跳摆手舞击大鼓、鸣大锣,气势宏浑壮阔,动人心魄。舞蹈时双手呈同边摆动,踢脚摆手,翩跹进退,成双成对,意境生动。摆手舞不仅是民间一种娱乐和健身性质的体育活动,亦是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艺术奇葩。

土司时期,土家族的摆手舞不仅得到延续,而且还得到更好的发扬。《永顺府志·风俗》载:“各寨有摆手堂,又名鬼堂,谓是已故土官阴司衙署。每岁正月初三到十七日止,男女聚集,跳舞唱歌,名曰摆手,此俗犹存。”[【清】张天如等:《永顺府志·风俗》卷10,乾隆二十八年抄刻本。]清代《龙山县志》也记载说:“土民赛故土司神,旧有堂曰摆手堂,供土司某神位,陈牲醴,至期既夕,群男女并入。酬毕,披五花被锦帕首,击鼓鸣钲,跳舞唱歌,竟数夕乃止。其期或正月,或三月,或五月不等。歌时男女相携,翩跹进退,故谓之摆手。”[【清】符为霖等:《龙山县志·风俗》卷11,光绪四年刻本。]从这些史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土家族摆手舞与土司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其所在摆手舞中所祭祀的祖先神灵中,就有“故土司神”。也就是说,土司们不仅将摆手舞视为一种歌舞文化,而且也视为一种祭祖的仪式,因此,不仅每个土家族百姓要在特定的时候跳摆手舞,其实就是在土司城内的平场上,土司子弟也积极参加这种摆手歌舞的表演活动。“摆手堂前艳会多,携手联诀缓行歌。鼓锣声杂喃喃语,袅袅余音嗬也嗬。”“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在这种“一片缠绵摆手歌”中,往往也能发现土司子弟翩然舞动的身姿。

正是因为在土司统治时期,摆手歌舞转化为一种祭祀仪式,而且土司子弟也常常参与其中,从而使得摆手歌舞得以很好的传承与发展。当祭祀祖先的典礼结束后,礼炮三响,撼天动地,催人起舞,全场沸腾。人们在掌堂师的指挥下,整齐地变换着舞蹈动作,时而单摆,时而双摆,时而回旋,舞姿优美,动作逼真,刚柔相济,粗犷雄浑。摆手舞的内容,分别展现出民族迁徙、狩猎征战、农桑耕织等一幅幅富有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的艺术画卷。

(2)毛古斯

毛古斯是流行于湘西自治州酉水流域的龙山县、永顺县、保靖县、古丈县部分土家族村寨的一种民间祭祀祖先的仪式剧,它形式古朴、粗放、神秘,集中地反映了土家族先民从原始社会时期到文明时期的社会生活画卷,缩略了土家族人文明历史的发展进程,为人们研究民族文化、民族史、民族观念史、民族艺术史等提供了最为原始、真实的事实依据,同时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当人们首次发现土家族毛古斯艺术的时候,无不瞠目结舌,赞口不绝。国内专家们称其为人类戏剧的“活化石”,外国的专家则认为,从毛古斯艺术中看到了人类的先祖,有一种想要跪拜的感觉。2008年,毛古斯作为北京奥运会表演节目,展现于世界人民的视野,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

毛古斯,土家语称为“古司拔铺”,意为“祖先的故事”。汉语多称为毛古斯或毛猎舞,属土家族流传至今的古老的表演艺术之一。毛古斯是穿插在土家族传统的祭祀摆手活动中表演的艺术形式,与摆手活动有着紧密联系而又相对独立,极具特色。毛古斯以近似戏曲写意、虚拟、假定等技术手法,表演土家祖先渔猎、农耕、生活等内容,既有舞蹈的雏形,又具有戏剧的表演性,两者杂糅交织,形成浑然一体的祭祀性舞蹈。

毛古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原始性。演员们结草为服,全身披着棕丝(后改用稻草),头戴草冠或用草结成的辫子,胯下悬着一条长达二尺左右的男性生殖器,俗称“粗鲁棒”,棒上蒙以红布,并时不时地用其触碰现场女性观众。被触及者不但不发怒,反而笑脸相迎。因为被粗鲁棍触及者,会提高生殖能力,并生育男孩。当我们看到浑身裹满草服的毛古斯,手握胯下巨大的粗鲁棍,向观众中的妇女冲去的时候,眼前不由得会产生一种逼真的幻觉,仿佛亲身回到那茹毛饮血的原始时期……

毛古斯作为一种原始的仪式剧,其表演常常穿插在摆手歌舞中。当摆手歌舞表演达到一定高潮的时候,表演毛古斯的人群就会结草为服,突然插进来。这时,表演摆手歌舞的群众就会自然散开,将表演场地让给毛古斯表演。毛古斯保留至今的剧目有《做阳春》、《赶肉》(即狩猎)、《捕鱼》、《抢亲》、《甩火把》等。毛古斯表演粗犷豪放、刚劲激昂,它让人们领略到洪荒时代的原始艺术之美,是人们研究土家族历史的活化石。土家族虽无文字,但毛古斯代代相传不衰,并在传承中不断完善,不仅对研究土家族最初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其表演形态中所保留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神崇拜等远古信仰符号和写意性、虚拟性、模仿性等艺术元素,更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3、土家族溪布与西兰卡普

溪布在汉代又称之为賨布。它是古代土家族先民就地取材,采用野生的葛、麻等纤维手工制作而成的布。旧时土家族先民经常以此作为朝贡的方物进贡于朝廷。《后汉书》载:“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116,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年版,第1804页。]后因为此布产于溪州或五溪一带,故而又称之为溪布。

南宋朱辅在《溪蛮丛笑?仡佬裙》中,就曾对这种筒裙有过这样的描述:“仡佬裙,裙幅两头缝断,自足而入。阑斑厚重,下一段纯以红。范史所谓‘独力衣’,恐是也。盖裸袒,以裙代裤,虽盛服不去。去则犯鬼。”[【宋】朱辅:《溪蛮丛笑》,一卷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溪州百姓宋代时的这种筒裙,朱辅称之为“仡佬裙”,但并非仅仡佬人穿,而是泛指溪州所有民族都有这种服饰习俗。裙布系采集野生纤维纺绩而成,多为野生的苎麻,葛麻,也有用木棉花纺织而成,故而十分“厚重”,此即为溪布之特色。这种用溪布制成的筒裙色彩斑斓,裙的下摆为朱红色。宋代溪州百姓一般无衣服裤子之别,多以筒裙遮蔽之。故而无论春夏秋冬,均着裙装,只不过筒裙也有厚薄之分,一般薄者用于春夏服饰,而厚者则用于秋冬服饰。这是宋代溪州蛮族百姓最富有特色的,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服饰。

关于这一点,后来的地方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短裙椎髻,……男女垂髻,短衣、跣足,以布勒额,喜斑斓色服。”[【清】李瑾等:《永顺县志·风俗》卷4。乾隆五十八年刻本。]这里所说的斑斓色服,即宋代筒裙的遗留之风。除了这种粗纤维织成的“厚重”的斑布外,也有一种比较精致的丝绸。“蛮事少桑多柘,茧薄小不可缲,可缉为紬。或以五色间染布为伪,名顺水班。”[【宋】朱辅:《溪蛮丛笑》,一卷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不过,这种用柘蚕丝纺织成的丝布,绝不是一般百姓所能穿得上的,多为刺史、推官一类的上层人士的服饰。还有一种较为精致的布叫“娘子布”,它是苎麻纤维织成的麻布,夏天通风透气,十分凉爽。“汉传载阑干,阑干僚言纻,今有绩织细白苎麻,以旬月而成,名娘子布。”[【宋】朱辅:《溪蛮丛笑》,一卷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至于一般百姓大多以“圈布”为衣。因为这种圈布系野生桑树皮织成,比较粗糙,多为百姓服饰中常见。“桑味苦,叶小,分三叉,蚕所不食。仡佬取皮绩布,系之于腰以代机。红纬回环,通不过丈余。名圈布。”[【宋】朱辅:《溪蛮丛笑》,一卷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其实,这种“圈布”在形式上有些类似于筒裙,只不过它不需要用针线连接,穿时,“系之于腰”,脱时,展开即可洗涤。而且溪州百姓的服饰,已经不再是纯天然的颜色,往往还要进行色彩、图案方面的加工,最常见的加工方法,就是至今依然保存着的“蜡染”工艺。“溪峒爱铜鼓甚于金玉,每模取鼓文,以蜡刻板印布,入靛缸渍染,名点蜡幔。”[【宋】朱辅:《溪蛮丛笑》,一卷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

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溪布的制作技艺也进一步提高,尤其是花色、图案、织造技艺方面,更是一绝。直到清代以后,这种溪布的名称便逐渐消失,代之以土家族语称呼:“西兰卡普”。“西兰卡普”即土家织锦。在土家语里,“西兰”是被子的意思,“卡普”的汉语意思即花,“西兰卡普”即土家族人的花被盖。人们往往在“花铺盖”前冠以“土”字,以标示出这项民间工艺所包含的土家族民族特点。土花铺盖是受到土家族人民的珍爱,视之为智慧、技艺的结晶,被称作“土家之花”。

土家织锦是我国具有传统地方特色的著名织锦之一,以其图案精美丰富,民族特色鲜明而闻名于世,与侗锦、壮锦、傣锦并称为我国少数民族四大名锦。2005年,土家织锦被湖南省评定为全省民族民间十大优秀文化遗产,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元一统志》载:“居民务本,勤于耕织。自崇观以来,制锦绣为业,鲜明不在成都锦官下。按:本地无制锦绣者,今五开诸边卫及永顺诸宣慰司制有土绸,亦五色可爱,或者因地相近,故云。然以蜀锦律之,则远矣!”[【元】孛兰肹等:《元一统志》卷8,中华书局1966年版。]在这则文献记载中,特意地点出了是“永顺诸宣慰司”有这种制锦绣为业的现象。清乾隆《乾州厅志·艺文》有“賨人峒布宽新赋”的记载。清《龙山县志》道:“渍五色线为之,文彩斑斓可爱,俗用为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清乾隆《永顺府志·物产志》载:“土妇颇善纺织,布用麻,工与汉人同。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遂成五色。其挑花用细牛角。”清嘉庆《龙山县志·风俗》卷七载:“土妇善织锦、裙、被,或经纬皆丝,或丝锦棉纬,挑织花文纹,斑斓五色……又有土布、土绢、峒锦,皆细致可观。”清光绪《龙山县志·风俗》卷十一载:“土苗妇女善织锦裙、被,或金丝为之,或间纬以棉,纹陆离有古致。其丝并家出,树桑饲蚕皆有术。又织土布、土绢,皆细致可观。机床低小,布绢幅阔不逾尺,向不知制履。”民国《永顺县志》载:“……永顺斑布,一匹土锦或经纬皆丝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用细牛角挑花,遂成五色。……有土绸土绢苗布被等类。”

无论是旧时的賨布、溪布、斑布,还是后来的土家族织锦,尽管名称不一,但实际上依然是土家族文化最具特色的文化之一。尽管在土司统治时期,并未有资料记载土司曾经如何对这些特色文化进行强化,但是,土家族文化特色的形成、强化、保留、延续的过程都曾经历过800余年的土司统治时期,如果彭氏土司未曾对其采取某种特殊的措施,我们相信,这些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是很难独立保留至今的。只是可惜土司时期唯一记载其历史史料的《永顺宣慰司志》至今仅残存第二卷,其余均已丧失于历史中,我们很难寻找到具体的史料,但我们认为,这些富有特色的土家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不能绕开历代土司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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