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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雄踞古溪州 独领风骚八百年----初读湖南溪州土司故都老司城
报送单位:    作者:    点击次数:6426     发布时间:2014-06-25  打印本页

作者:彭剑秋     
      “巍巍乎五溪之巨镇,郁郁乎百里之边城”,这是清人张星灿撰写的《老司城吊古赋》中的名句。老司城,又名福石城。斗转星移,当人类跨入二十一世时,即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向全国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项目的通知》,一座被人们誉为“五溪(即雄、武、满、酉、辰)之巨镇,百里之边城”的溪州土司故都老司城榜上有名,在古遗址类的序号的94号,就是五代至清的老司城遗址。国务院将老司城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老司城的“护身金牌”,对保护土家族土司时期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2010年9月,国家文物局将老司城列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省文物局已将老司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列为“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建设。同年11月21日,26位国家及省级考古专家深入老司城考察,并围绕老司城考古发掘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进行深入地研讨,这真是大快人心。
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和高高飘扬的精神旗帜。作为从唐末五代,历经宋、元、明至清雍正年间长达八百余年的中国溪州土家族土司故都和土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老司城,不知深藏着多少兴盛与衰败的历史奥秘。初读老司城,感慨颇多。笔者认为至少有四大独特之处让人震憾。
民族自治初尝试
        东汉初年,溪州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后汉书·南蛮西南传》载:“光武中兴,武陵蛮特盛。”据《南史·夷貊下》载:“居武陵者有雄溪、满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汉光武帝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蛮”精夫相(向)单程等,继中原赤眉、绿林农民起义以后,“据其险隘”,反抗封建统治。帝遣刘尚、马成、马援率军三次“征蛮”。其结果刘尚全军覆没,马成无功而返,马援病死军中。于是,东汉王朝在“德不能加,威不能及”的情况下,对五溪少数民族地区改封建制度为“以蛮治蛮”的羁縻制度。羁者,马络头也;縻者,牛缰绳也。言制四夷如牛马也。“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不设职官治理,不税不役,任其自然发展。盛唐时期,对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全面推行羁縻州制。《新唐书·地理志》载:“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五溪之地分属辰、锦、溪、澧等。羁縻州对朝廷有“纳贡”和“出兵功成”义务,经济上不役不税,政治上不设职官治理,“树其酋长,使自镇扶”。由此可见,羁縻州是“国中之国”,虽受中央王朝管辖,却可来去自由。盛时归附,衰时离去。因此,羁縻州皆由被称“蛮酋”、“渠帅”、“精夫”的部落联盟首领掌握。从而在溪州地区产生了“吴著冲”、“惹巴冲”、“春巴冲”等部落联盟酋长。
        唐末天下大乱,江西吉州豪族彭瑊为吴王杨行密所迫,率宗族将士彭朝九等和千余志士、工匠,投奔故友楚王马殷,被封为辰州刺史,后随楚归梁,受封为溪州刺史,进而逐步以其封建统治的经验取代五溪之吴著冲、惹巴冲、春巴冲等诸部落联盟酋长地位,建立了封建领主制度。同时,建都城于会溪坪。据《宋史·西南蛮夷传》载:“北江蛮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上、中、下溪州;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州六、懿、安、新、远、洽、富、来、宁、南、顺、高州十一,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焉,谓之誓下州,将承袭”。作为溪州刺史的彭瑊,当然就成了溪州地区(二十州)的“土皇帝”,于是建立了世袭溪州土官(土官后改为土司)的自治政府,溪州刺史彭瑊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溪州地区土司政府的首任军政长官,并得到封建王朝的确认。土司政府对朝廷,即不税,也不役,对朝廷只有“纳贡”和“出兵功战”的义务,其他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则任其自然发展。这种世袭溪州土司的自治政府连续沿袭了八百多年,直到清雍正六年(1728年)“改土归流”时才告结束。因此,我认为从彭氏“世有溪州”起,至“改土归流”止的长达八百余年的社会历史,是一部在封建社会大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地方自治尝试成功的历史。
八百春秋稳坐基
        从后梁开平四年(908)的江西吉州豪族彭瑊“世有溪州”至清雍正六年(1728)彭肇槐及其子彭景燧“改土归流”止,这段历经五代、宋、元、明至清雍正年间,以彭氏为封建领主并经过中央王朝批准的土司自治政府为何能够连续而不间断地沿袭818年,这确实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同时,也是我们当今人应该研究和回答的一个问题。说一千,道一万,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密切土司政府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土司政府是经过中央王朝批准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自治政府。因此,历代溪州土司既要顾及中央王朝利益,又要维护辖区少数民族人民利益。对于破坏中央王朝与地方关系的行为进行及时处理。北宋天禧元年(1017),宋内郡大饥,溪州土司彭儒猛曾一度出现不服从中央王朝的言行,于是,朝廷出兵将彭儒猛制服,并俘其子彭仕汉,带回汴京作人质。经顺州刺史田彦安从中斡旋,彭儒猛至明溪与宋使为盟,双方重归于好。彭仕汉返回溪州后,率兵反宋,宋军攻入溪州,杀死八百余人。彭儒猛即派人将彭仕汉杀死,以示忠于宋王朝,从而溪州秩序得以安宁。北宋至和二年(1055),溪州土司彭仕曦,自号“如意大王”,不受朝廷节制,朝廷派雷简夫等率军征讨,仕曦见事不妙乃陈奏称自己“本无反状”之意,于是双方议和,书《明溪新寨题名记》于河岸石壁之上,以昭信守。
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溪州土司政府在数十次的征调平“乱”和征调平倭,总是说一不二,一马当先,身先士卒,直奔前线,均历次受到朝廷的奖赏。
        其二,安抚土民利益。早在后梁开平年间,彭氏宗族开发五溪,不是要土民交税,而是凭着所带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叫土民使用铁制农具,开垦荒地,扩大耕地,发展农业生产,以改良品种、引水灌溉、施用肥料等先进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以众多熟练工匠,为土民生产适用农具、家具、用具;在农产品,手工业产品迅速增加,并有盈余的情况下,集市贸易和商品交换有所发展。这时,原始的渔猎经济逐步向传统农业经济开始转化。而彭瑊被“蛮民奉之如父母”。后晋天福四年(939),溪州土司彭士愁不能容忍马楚政权的团保、军人随便进入溪州劫掠及庇占溪州纳贡土产等事件,率溪、奖、锦等州少数民族万余人,攻打楚属辰、澧二州,楚王调兵反击,从而爆发土家族历史上反抗封建王朝著名的“溪州之战”。停战后,于天福五年(940),彭马议和,订立盟约,铭于铜柱,立在溪州会溪坪酉水北岸。“溪州之战”的结局,彭士愁不论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都获得了重大利益,从此,溪州“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保护了土民利益。同时,也为溪州土司统治八百余年打下坚实的基础。
溪州土民均视“溪州铜柱”为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圣物”。宋初,辰州官府欲移“溪州铜柱”至辰州,溪州土司彭允林以虎皮、麝香、溪布等物入贡,奏请朝廷禁止辰州内移铜柱。朝廷迅速下诏:“辰州不得移部内马氏所铸铜柱”。经过斗争,曾被辰州官府移动的“溪州铜柱”又恢复到原来状态,“复溪州铜柱记”略记其事。对此,溪州官民皆大欢喜。1961年,“溪州铜柱”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三,建立纳贡与回赐的经济联系。溪州土司政府与中央王朝的经济联系,就是土司政府的纳贡与中央王朝的回赐。据《宋史》记载:“自咸平(998—1003)以来,始听二十州纳贡,岁有赏赐,蛮人以为利,有罪则绝之”。溪州土司的贡品有虎皮、土绸、蜂蜜、药材、麝香、水银、硃砂、黄腊、溪布、名马、大楠木等。中央王朝的赐品有丝绸、衣物、金银饰器及先进生产工具等。而且赐品价值往往高于贡品价值,故“蛮人以为利”。当然,丝绸、衣物、金银饰品,以满足土司政府的奢侈欲望,而先进生产工具就能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官方贸易关系,相对而言,促进了溪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元代,中央王朝将土司对中央王朝的纳贡,视为考察土司“归化之心”和使之瞻仰“****威仪”的手段,故溪州土司时有要朝贡。明代,朝贡方物则是土司获得中央王朝封赠的重要手段。因此,朝贡更加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据《明史·土司传》记载:明洪武九年(1376),溪州土司彭添保“遣其弟义保等贡马及方物,赐衣帛有差,自是每三年一入贡”。明永乐十六年(1418),溪州土司彭源遣其子仲率土官部卒六百六十七人贡马,受到赏赐。“明正德十年(1515),溪州土司彭世麒献大楠木三百,次者二百,亲督运至京,子明辅所进相同,受到朝廷褒赏”。明正德十三年(1518),“世麒献大楠木四百七十根,明辅亦进大楠木”。此时,土司政出权兴,恩泽多因朝贡。有一首竹枝词佐证:“楠木叶香自动风,森森独秀五溪中。北京营造太和殿,采伐栋梁立首功。”
       其四,发展经济。彭氏入五溪后的整个土司时代,民族交往增多,技术交流加快,在溪州境域内的河谷坪坝地区,已能根据水、土、光、热等自然条件,种植不同植物,传统农业发展较快,曾出现“仓廒廪府,储偫丰盈,含哺鼓腹,乐享升平”的景象。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历代溪州土司都十分注重辖区的民生问题,在扩大和提高山区农业生产水平,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还积极做好粮食储备工作,在永顺的塔卧、万坪等盛产稻谷地区修建了储备粮食的仓库,原永顺仓坪乡政府所在地就是因土司王在那里修有粮仓而称为官仓坪。在永顺万坪镇钟灵山石壁上至今还留有溪州土司彭世麒于明嘉靖二年(1523)秋所写的:“收粟一万称,以备赈灾”的记事石刻。
       手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土家织锦已成为民间精美工艺品,明、清时代土家织锦盛行一时,共有120多种图案,曾出现“女勤于织,户多机声”的气象。铁制农具,竹木农具和家具生产比较普遍。烧炭、炼铁、煮硝、熬磺、生产火药也曾出现。
       商业得到发展。在王村等沿江码头和老司城,经常有汉民与土民互相交换盐铁、溪货等,在农村也有定期墟场,土民各带米粮、布帛、牛马等进场交易。
城镇建设出现新的景象。宋绍兴五年(1135),溪州土司彭福石宠迁治所于灵溪郡,故名福石城(后称老司城)。福石城有四门、八街、九巷、两口,号称“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城内店铺甚多,当时不少外地商人把盐和铁运入福石城,换取虎皮、麝香、药材等溪货。每当朝拜土司时,三知州、六长官司、五十八旗、三百八十峒的舍巴、头人等溪州的大小官员及土民蚁集福石城,热闹非凡。“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这首《竹枝词》就是当年老司城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
       其五,发展文化教育。明朝以前,溪州土司辖区均无学校。明弘治十年(1497),朝廷明确诏谕,“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愚顽,不入学者,不得承袭。”此时土司辖区尚无学校。土司子弟为了承袭官位,便纷纷到邻近州、县学校入学。明万历元年(1573),溪州土司彭元锦在其治所老司城还创建了“若云书院”,让其子弟和附近土家儿女入院读书。溪州之域的其他地方也逐渐设立私塾、家馆,延师教子。发展了文化教育,培养了众多人才。曾出现了彭明辅、彭翼南等抗倭名将和大批诗人词家,以及科场的佼佼者,甚至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曾来溪州交流。至今,在老司城周围附近仍然还留有“石桥仙渡”、“观猎台”、“东江渔火”、“爽岩洞”等溪州土司亲自书的崖壁石刻,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物,为研究土司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其六,建立军事制度。土司政府是军政合一的组织,历来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土司军队不由朝廷支付军费,采取“寓兵于农”方式,以土司政府为首自成体系,以旗为单位编练土兵。土司政府有自己的常备军队,兵员来自邑内农民,“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事耕凿”。作战时,每旗分为五排,“其余皆置后,欢呼助阵,若前者败,则二层居中者进补,两翼亦然。胜负以五重为限,若皆败,则无望矣”,“其节制甚严。违者与退缩者皆斩。故凡战皆胜,人莫敢撄”。溪州土兵以骁勇善战、熟练钩镰枪**技术和灵活多变阵法而著称。“故永保土兵,号为九虎雄”。《永顺县志》载,老司城“西二里许,有校场坪,土人常于此处演武”。“又西北五里有搏射坪,又北五里有射圃,地势均宽敞,土人每于此搏射。又有洗甲溪,土兵奉令征调时洗铠甲之所也”。这种崇尚武功,聚集练武的风气,使得土兵具有强悍不屈的性格和熟谙战阵的特点。
抗击倭寇功盖世
       明朝嘉靖三十二(1553)年,倭寇大举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并入内地。在战局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明朝廷命张经任总督东南各省军务。张经认为,要对付善于短兵相接的倭寇,“必须动永顺、保靖二宣慰司精兵”。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冬,刚袭位的溪州土司彭翼南,弱冠膺命,提兵抗倭,亲率土兵三千人,翼南的祖父彭明辅恐怕翼南年轻又无实战经验,便亲自率二千土家兵随后从征。土家兵报国心切,年关誓师出征,至今留下土家族提前一天过年的习俗。浩浩荡荡土家精兵,自备粮食和武器,“冒万里长江之险”,步行三千多里,奔赴浙江王江泾等地区抗击倭寇。初战集胜数,斩倭首三百余级,首战告捷。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年已花甲的彭明辅率第三孙彭翼万(彭翼南之弟)领兵猛攻平望,释胥口、塘楼等地时,彭翼万以身殉国,葬于芜湖市郊。五月,倭寇集中五千兵进犯嘉兴,彭翼南率土家兵中途阻截,追击倭寇,当倭寇退到王江泾固守时,土家兵合围进攻,歼敌两千余人,斩首一千九百余颗。经过“王江泾之战”,大长土家兵的锐气,大煞倭寇的威风。《明史》称“东南剿倭第一战功”。七月,倭寇一千多人侵犯苏州一带,彭翼南率土家兵跟踪追击,围倭寇于苏州的陆泾坝,经土家兵英勇战斗,擒其枭帅,溺死者不计其数,取得了陆泾坝战役的胜利。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二日,土家兵集中总攻倭寇的最后集点——沈家庄。倭寇用鸟铳、拂狼机等火器,负隅顽抗,战斗到二十五日,经过二十四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全歼倭寇,歼倭首千余,溺死者甚多,生擒倭寇大海盗徐海,就地斩首。从此,江浙地区倭患平息,“东南沿海乃告平安”。时浙江总兵督胡宗宪奖谕云:“永顺宣慰使司(土司),谋勇兼全,功状大捷,仰各收兵,俱赴嘉兴,听候宴赏”。南京兵部奖云:“蕞尔倭夷,连年内侵,东南要区,屡遭屠毒,今永顺宣慰(土司)彭翼南乃能闻调远赴,深为勤王之忠,竭力效命,用成奏捷之功,    元凶悉剪,余孽尽除,功劳懋著,良可嘉尚”。后彭翼南被进阶为昭毅将军、布政使。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为纪念明代土司彭翼南抗倭功绩,鼓励人们抗日的志气,于1938年,永顺人民在县城协操坪修建一座木楼,题名“翼南楼”。其联曰:“破虏溯当年,浙海东南传伟绩;鼓鼙思壮士,大乡西北有高楼”。
改士归流显忠魂
       清朝雍正初年,国力充实。于是雍正(1727)五年十二月雍正皇帝下“改土归流”的诏谕,命各省督抚悉心筹画,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诸土司实行“改土归流,共遵王化”,“倘有不遵朕旨,丝毫苛索于土民地方者,着该土司立即参劾,重治其罪”。刚刚因病乞休的土司彭肇槐,心胸豁达,浚哲聪明,能识时务,曾多次上奏,主动请求“改土归流”,均未得到批准后,彭肇槐又亲率子彭景燧(1727年准袭土司之职)、南渭土知州彭宗国,施溶土知州田永丰,上溪州土知州张汉儒,腊惹峒长官司向中和,麦着黄峒长官司黄正全、白崖峒长官司张宗略、驴池峒长官司向锡爵、施溶峒长官司汪文珂、田家峒长官司田荩臣等人赴沅陵,于辰沅靖道王柔处献舆图,请求“改土归流”,王柔誉应转奏。雍正六年(1728)春,王柔进京亲见雍正皇帝,面奏彭肇槐、彭景燧自愿“改土归流”的请求,得到雍正皇帝的批准,并因彭肇槐、彭景燧主动要求献土而从优,授彭肇槐为参将、钦赐彭景燧世袭参将职,作流官补用。雍正六年(1728)二月皇帝的诏谕是:“永顺土司彭肇槐,格慎小心,恭顺素著,兼能抚辑土民,遵守法度,甚属可嘉。据湖广督抚等奏称,彭肇槐情愿改土归流,使土人同沾王化。朕意本不欲从其所请。又据辰沅靖道王柔面奏,彭肇槐实愿改土归流,情辞恳切。朕念该土司既具向化诚心,不忍拒却,特沛殊恩,以示优眷。彭肇槐着授为参将,于新设流官地方补用,并赐以拖沙喇哈番之职,世袭罔替,再赏银一万两,听其在江西祖籍地方立产安插,俾其子孙永远得所。着该部定议具奏。”是年冬,彭肇槐、彭景燧及其家眷回祖籍江西吉安府安置,溪州土司宣告结束。雍正皇帝亲赐彭肇槐、彭景燧金匾一块,上书“文承楚善,武继南英”八个字,以示褒扬。

       “溪州土司八百年,盛德在民功在国”。“一代风流都誓主,千秋功业永留芳”。纵观溪州土司八百多年的统治历史,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历代土司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推动历史车轮前进,使溪州地区的社会秩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当时溪州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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