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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得来终觉浅,实地考察收获多

——2017年春湖北考察学习心得

报送单位: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莫林恒     点击次数:10144     发布时间:2017-03-13  打印本页

近几年来,与我们一江之隔兄弟省份湖北的考古工作给人一种突飞猛进、风生水起、焕然一新的感觉,一方面重启史前的屈家岭、石家河这两处大型聚落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一方面历史时期考古不断取得重大发现,多个曾国墓地的发掘,黄陂盘龙城、大冶铜绿山、荆州纪南城的大遗址发掘及保护工作,引起了考古界的广泛关注。虽然不断有相关新闻报道,并有部分资料及时跟进发表,但“纸上得来终觉浅”, 总有一种隔山打牛、隔靴挠痒的感觉。所领导审时度势,新春伊始就部署了湖北实地学习考察的工作安排。根据个人的研究方向将我所业务人员分为史前组和历史组两路,我随历史组业务人员一行10人,抱着学习取经的态度,专门考察这几年湖北省新发现的历史时期文化遗存。

2月16日,我们沿京珠高速一路北上,经洞庭,穿云梦,过天门,穿越随枣走廊,抵达此行考察的最北端襄阳。在湖北同仁的热情接洽下沿途经过了襄阳、枣阳、随州、武汉、鄂州、大冶、阳新等市县,实地考察了一系列博物馆、考古遗址和文物库房,一行7天,收获颇丰。对我而言,收获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近距离的观摩到曾国墓地新出土的文物,二是参观了一系列博物馆的展品。下面就这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学习心得。

一、震惊学术界的曾国考古发现

我们参观了郭家庙墓地、叶家山墓地、文峰塔墓地出土的文物,又实地考察了苏家垅墓地发掘现场。曾国叶家山墓地、文峰塔墓地、郭家庙墓地相继获得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同一个诸侯国的墓葬3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苏家垅墓地的发掘有望成为下一个获十大发现的曾侯墓地。

印象最深的是参观叶家山墓地、文峰塔墓地出土遗物,当打开随州博物馆的文物库房后,看到一柜子一柜子的青铜器,以及琳琅满目的青瓷器、陶器、玉器等,我们仿佛走进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目不暇接。青铜器有鼎、簋、甗、鬲、尊、卣、爵、觯、壶、盘、罍、镈钟、甬钟以及一些兵器、车马器等,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充分展现了曾国作为一方诸侯的大国风貌。对于我们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业务人员来说,不光关注文物的精美,更看重的是其背后隐含的学术价值。叶家山墓地的发掘领队黄凤春老师介绍到,文峰塔墓地曾侯舆编钟上的铭文记载了吴王伐楚,楚昭王逃到“曾”国的历史,不同的是《左转》中保护楚昭王的国家是“随”,这就证实了曾”“随”为同一个国家,解决了困扰学术界多年的“曾随之谜”。

那么这些重要的新资料对我们湖南考古研究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我认为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西周早期的叶家山墓地,两周之际的苏家垅墓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郭家庙墓地,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文峰塔墓地,以及战国早期的擂鼓墩墓地(曾侯乙墓)这些墓葬资料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青铜器年代序列。而目前我们湖南收藏的很多精美青铜器没有明确的出土单位,这就为湖南所藏青铜器提供了一批新的重要断代参考标本。第二、新资料的发现有利于我们从文化因素上去审视当时的中原与南方的文化关系,比如叶家山墓地更多的是代表来自周文化中心的背景,但其中部分出土的遗物如青铜镈钟,方格纹陶鼎应是南方文化因素北传的结果。在讨论炭河里遗址和叶家山墓地所代表的文化等级差异时,高成林老师形象的将炭河里文化的主人比喻成一方“土司”,而曾文化所代表的则是显赫一方的“诸侯”。

曾文化之所以能成为目前商周时期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关键就是曾国一系列重要墓地的发掘,这充分体现出考古学研究的特点就是以新发现带动新研究。交流期间,黄凤春老师对我们晚辈传授了一些发掘经验。他回忆在2011年1月1日,接到领导电话,要求当天赶到工地,去处理当地村民发现青铜器的问题。尽管是过节(元旦),外面还下着大雪,但他毫不推诿,当天赶到工地开展工作。在取出发现的青铜器后,并未打道回府,而是凭着长期锻炼形成的田野考古素养在周边开展勘探调查工作,这才有了后来叶家山墓地的成功发掘。对于考古人来说,许多重大考古发现看似得之偶然,其实背后存在某些必然因素,这其中的道理是需要我们用心揣摩的。

二、从博物馆的展品看两省的考古发现

博物馆的展览是最能反映一个地区考古发现的平台。我们此行考察了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武汉市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阳新县博物馆。在走马观花之余我不知不觉将两省的考古发现进行了一些粗略的对比,大体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历史时期三块。这种比较只是一种个人感性认识,受学术素养所限,有些见解不可避免是管中窥豹,挂一漏万。

在湖北省博物馆的郧县人展厅看到了湖北省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展品,分为人类化石、石制工具、动物化石三类。郧县人遗址出土的两具基本完整的头骨化石,这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直立人头骨化石,是湖北省博物馆的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目前湖南只在石门燕耳洞遗址发现一小段人股骨化石和人牙化石,在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人牙及上颌化石、在道县福岩洞遗址发现部分人牙标本。总体来说,古人类化石还是湖南旧石器考古有待填补的空白。另外郧县人遗址出土了可拼合的24组55件石器标本,湖南似乎尚未发现这种可拼合石器的典型个案。令我很惊异的是在随后的参观中发现郧县人头骨是出土在旷野遗址中,这一下子颠覆了我以往认为人类化石都是出土在洞穴遗址的概念,是不是由于年代久远或是特殊的埋藏环境比如像恐龙化石一样在旷野遗址的地层里保存下来呢?这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分析。另外江陵鸡公山遗址也是一处旷野遗址,揭露了近500平方米的活动面,密集的石器分布显示这是一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发现都提醒我们不能放弃在旷野遗址中取得旧石器重要考古突破的努力。

在各个博物馆的新石器时代展厅里,陶器是展品的大宗,另外有部分石器、动物骨骼等,有的对陶器、石器的制作流程进行了复原展示。湖北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距7800~6900年城背溪文化,出土的陶器主要是圜底的罐、釜、盘、钵和支座,器形与湖南洞庭湖地区皂市下层文化器物较为接近。而回顾湖南省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距今15000~12000年的玉蟾岩遗址出土了目前世界最早的有人工干预痕迹的水稻和目前世界最早的陶器。距今10000~7800年的彭头山文化出现了长江 中游地区最早的人工营造的壕沟和墙垣,其陶器制作工艺代表这一地区生产力的最高水平。高庙文化白陶上精美诡谲的兽面纹、凤鸟纹所代表的宗教思想高度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中国史前文化中难有出其右者。距今6300年前大溪文化时期中国最早的古城在城头山遗址横空出世。而在随后的发展中湖北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来居上,江汉平原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址林立,乃至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发展成为两湖地区区域文明中心。两省的新石器文化孰早孰晚、孰强孰弱并不重要,或者说这只是一种业已存在的历史。重要的是探讨背后的原因,如环境、生业、宗教、人类起源、行为方式、生产力水平等。湖南何以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长时间领跑,而后又被湖北反超,这个过程背后的原因才是我们学术研究的目标。当前考古学的发展提出“全面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的学科要求,但如果没有学术创新,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这可能很大程度上要依仗于新的考古学理念、方法、技术在未来考古发掘中的运用。

历史时期各个时代的文物在博物馆的展品中都有所反映。由于进入历史时期后,湖北在经济实力、文化因素、区位优势上都强于湖南,因此就整体考古发现来看各个时段的出土遗物较湖南略为丰富。当然出土文物不会完全对应,比如就汉代展品而言,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展就很难在湖北省找到相媲美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考察我在襄阳市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饱览了三国时期出土文物。襄阳是军事要地,三国时期很多战争与故事发生在襄阳,如《三国演义》中曹操率大军南下占领襄阳后,在汉水之滨设宴召集“建安七子”,以汉水女神为题吟诗作赋。关羽发动襄樊战役,水淹七军等。1993年曾在襄阳东发掘出刘表墓,2008年又在襄阳樊城菜越发掘一座大型竖穴土坑多室砖墓,出土陶、瓷、铜、铁、银、金、铅锡、漆、玉、石、水晶、玛瑙、骨、玻璃、琥珀等204件文物及近万枚铜钱。为研究三国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鄂州也是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重镇,公元221年,孙权改鄂县为武昌(今鄂州)并建都此,后于公元229年迁都建业(今南京),武昌仍作为吴国的“西都”,因此鄂州出土了丰富的三国时期文物,其中鄂州出土的属于三国吴时期的铭文纪年铜镜就有31枚。鄂州博物馆将三国历史文化陈列展作为一个常规展览可见其出土文物之丰富。长沙走马楼遗址、益阳兔子山遗址的水井中都出土有三国吴简,水井中应当也有三国吴时期其它遗物,两者可进行资料对比。总而言之,通过对博物馆各时期文物有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过眼”,若发掘到对应时期遗存可以有的放矢的在湖北寻找对比资料。

通过这次考察我们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得到了启迪,积累了一些可供以后对比的资料。考察过程中,一路上与湖北同仁相互探讨,加强了交流,增进了感情,建立了以后进一步开展合作的基础。通过考察更加认识到考古要以发掘为主,王国维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湖北省新的发掘材料大大推动了史前和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当前中国考古学走向深化发展,考古事业处于突飞猛进的时期,我们要牢牢把握住考古事业的历史性发展机遇,继承老一辈扎实的田野功底,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勤于实践、善于学习、勇于探索,为湖南文物考古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图一  考察苏家垄墓群考古发掘现场

图二  考察鄂州瓦窑咀考古工地

图三  观摩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青铜器

图四  考察随州叶家山青铜器修复实验室

图五  听取盘龙城遗址发掘介绍

图六  观摩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出土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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