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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湖南田野考古成果辑要
报送单位:省局-文物保护处    作者: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 省考古研究所    点击次数:13985     发布时间:2017-09-16  打印本页

一、概述

“十二五”以来,湖南考古工作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开展,在优化经济建设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推进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建设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11~2015年,全省完成考古调查勘探面积共约 18000万平方米,考古发掘面积共约 7.5万平方米,出土文物和重要标本5万余件,完成 78个国家、省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的文物调查勘探工作,完成 49个国家、省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的文物考古发掘工作,工程项目涉及高速公路、铁路、电力、天然气、水利、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等等。

其中,长沙铜官窑的考古工作获得国家文物局2011年“田野考古二等奖”。永顺老司城、益阳兔子山的考古成果分别荣获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些考古成果中,有的重大考古与文物保护成果像秦始皇兵马俑一样直接成了当地的人文景观与旅游资源,如湖南省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遗址;有的考古与文物保护成果像马王堆汉墓一样成了湖湘文化的新符号,如长沙铜官窑遗址、城头山古城遗址、益阳兔子山遗址等;有的重要成果更是成为湖南考古走出国门、主动参与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的具体行动和举措,如援孟考古项目——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


二、建设工程中的考古成果

1、澧县乌鸦山遗址

为配合道河防洪堤建设,2011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乌鸦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根据发掘工作的成果,确认遗址的年代距今约3~10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该遗址出土石制品17000余件,最重要的是发现一套完整且距今约1~12万年晚更新世时期地层剖面。这是湖南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出土大量旧石器,并保存有完整年代序列的旧石器遗址。

乌鸦山遗址发掘现场

图一 乌鸦山遗址发掘现场

乌鸦山遗址出土的石器

图二 乌鸦山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

2、常德鼎城区贵家岗遗址

为配合常德烟厂技术改造项目建设,2013~2014年,常德市文物局对贵家岗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共清理出墓葬4座、灰坑31个、房屋基址3处、窑址1座,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及少量铜器,遗存年代为商代早期。贵家岗遗址的早商遗存与周边地区目前已知的同时期遗存存在着明显差异,或许代表了早商时期澧、沅水下游地区出现的一支新考古学文化。

图三 贵家岗遗址考古发掘全景

3、汨罗市桐梓坡东周古墓群

2013年10月,岳阳市文物管理处组织对桐梓坡东周古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清理古墓葬共25座,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青铜器以剑、戈、矛、箭镞为主,玉器有玉佩,陶器有鼎、敦、壶、罐、豆等,石器有滑石璧等。这些出土遗物依用途可分为兵器、装饰品、生活用器和明器。这批墓葬分布较为密集,随葬器物组合和墓葬形制相近,楚文化特征明显,距离古罗子国城遗址关系密切,推测可能是楚国汨罗地区的家族墓地。

墓葬工作照

图四 桐梓坡东周古墓群考古发掘现场

4、湘潭县大鹏西路和湘莲大道建设工地古墓群

为配合大鹏西路和湘莲大道建设,2011年7月~2012年3月,湖南省考古所先后三次对该建设工地进行抢救性了考古发掘。发掘清理古墓葬共38座,分属于战国、西汉、东汉、南宋、明和清六个历史时期,其中,战国古墓葬8座,出土青铜剑2柄、陶壶1件;西汉古墓葬22座,出土有坛、罐、灶、仓、井、灯、熏、谯壶、双耳罐等陶器,伴出滑石璧、铜镜、铜钱、铁釜、铁剑、刀、弩机、泥钱、泥金饼等;东汉古墓葬1座,无随葬品;宋代古墓葬1座,出土青瓷罐2个;明清古墓葬6座,出土陶罐2件、铁棺钉11枚、墓碑1方。

大鹏西路、湘莲公路大道建设工地出土的宋代青瓷罐

图五 大鹏西路、湘莲大道建设工地出土的宋代青瓷罐

大鹏西路、湘莲大道工地西汉二期M25出土的铜镜

图六 大鹏西路、湘莲大道建设工地出土的汉代铜镜

5、辰溪黄土坡古墓群

为配合辰溪县城市建设,2012年7~9月,怀化市文物处组织对黄土坡古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清理战国至汉代早期的古墓葬共43座,其中7座无随葬品,另36座出土了陶、铜、铁、玉、琉璃等各类器物共269件。

黄土坡古墓群出土的铜鼎

图七 黄土坡古墓群出土的铜鼎

黄土坡古墓群出土的铜剑

图八 黄土坡古墓群出土的铜剑

6、大塘岭古墓群和诸葛城城址

为配合托口水电站建设, 2012年8~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大塘岭古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清理古墓葬共122座,其中,战国古墓葬115座、西汉古墓葬1座、宋代古墓葬6座。出土各类器物400余件(套),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等级较高的墓葬常见鼎、敦、豆、壶组合,部分墓葬为罐/壶、豆/钵组合,有的仅有1件罐或豆,还有少数随葬有铜、玉、滑石及琉璃等珍贵器物。另外,工作队还对新发现的宋代诸葛城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测绘,该城址保存最好的北城墙,残高约4米、宽约5~10米,其他三面城墙均有损毁。

大塘岭墓地出土的铜镜

图九 大塘岭古墓群出土的铜镜

大塘岭墓地出土的玉器

图十 大塘岭古墓群出土的玻璃壁

7、益阳市兔子山遗址

2012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联合对兔子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清理了古井16口、灰坑56个、灰沟7条、房屋建筑遗存9处。

遗址共出土了一大批包括简牍、砖瓦、陶瓷器、漆木器、铁器、铜器、动植物标本等不同材质的器物,基本了解铁铺岭城址的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

该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13000余枚简牍,皆为战国至孙吴时期益阳县的文书档案。其中,J8出土的一件木觚上有“张楚之岁”字样,这是第一次出土关于张楚政权的考古实物资料。J9出土的一片木牍已考证为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的昭告文书,其部分内容可与北京大学藏西汉简牍中的《赵正书》互相映证,对于研究秦二世和秦末汉初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兔子山遗址考古成果荣获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J7出土陶器清理

图十一 兔子山遗址J7发掘清理现场

图片2               图片3

图十二 兔子山遗址出土的“张楚之岁”木觚

和“秦二世文告”木牍

8、大畈遗址

为配合杭瑞高速临湘(湘鄂界)至岳阳公路建设,2013年5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大畈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器形有鬲、豆、盂、罐、鼎、盆、甗和陶拍,鬲最多,豆、盂、鼎、罐、盆次之,甗和陶拍最少。陶器的风格可分为两类,一类以鬲、盂、罐、豆为主,表现出浓厚的楚文化特征,在遗存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另一类数量较少,以敛口鼎为主,鼎足饰有刻槽,并常见管状中空的鼎足,具有明显的土著文化风格。

目前,洞庭湖东岸及湘江下游地区的楚文化考古资料基本以墓葬为主,居址材料极少,大畈遗址作为典型的聚落遗址,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这对于建立本地区楚文化遗存的年代序列尤为重要。此外,关于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论,大畈遗址恰好位于湘、鄂、赣的交界地带,濒临桃林河,是楚文化向南进入湘江流域的前沿阵地,其年代上限可早至春秋中期,该遗址为研究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的时间和路线问题,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

图十三 大畈遗址T1南壁剖面

9、中方荆坪楚汉古墓群

为配合怀化中方职业教育城建设,2013~2015年8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中方县荆坪古墓群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清理发掘了战国至西汉早期古墓葬共145座。

此批墓葬历史价值很高。一是墓葬的年代大部分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中间没有年代缺环,为研究楚、汉墓葬的传承与演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二是战国墓葬表现出多元的文化特征,其中既有占绝对主体地位的楚墓,也有一定数量的非楚文化特征的墓葬,由此可推测该地在战国晚期还是楚地,而非秦地。墓地中多元的文化特征,为探讨本地区的文化结构、与周边的文化交流情况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三是由墓地的规模和性质,也可反推相关遗址的规模和性质;四是为探讨无阳县邑的地望、设置时代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图十四 荆坪楚汉古墓群出土的战国兵器和鹿角

图十五 荆坪楚汉古墓群出土的西汉滑石璧和滑石梳

10、湘乡市三眼井遗址

为配合湘乡市中医院建设,201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三眼井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古井、现代井共16口,重点对J1进行了发掘清理,除了出土有一些陶器残片、筒瓦、板瓦、竹木质物品,最重要的是出土了约700枚简牍。简牍长23厘米,符合战国晚期楚国量制的1尺标准,文字形态是典型的战国楚文字。三眼井简牍作为政府档案,当是记录战国晚期楚国的管理方式,是县、乡、村邑等基层社会的具体运作,同时可以代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行政管理和基层社会运作仪轨,意义不仅限于湘乡一地。

图十六 三眼井遗址发掘现场

11、常德南坪汉代土墩墓群

为配合“伟星·金域蓝湾”商品房小区建设,2010年3月~2011年10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南坪汉代土墩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清理包括8座土墩墓在内共21座墓,出土铜器、铁器、玉石器、漆木器、陶器、青瓷器、玻璃器和钱币等各类器物650多件(套)。

南坪汉代土墩墓出土的“长沙郎中令印”双面滑石印

图十七 南坪汉代土墩墓出土的

“长沙郎中令印”双面滑石印

南坪汉代土墩墓出土的鹅首玉带钩

图十八 南坪汉代土墩墓出土的鹅首玉带钩

12、耒阳阴家巷古墓群

为配合耒阳“西湖名庭”商品房小区建设,2011年8~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阴家巷汉代古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清理古墓葬共20余座,出土各类器物300多件,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铜器和装饰品。

阴家巷墓地出土的玛瑙手链

图十九 阴家巷古墓群出土的玛瑙手链

阴家巷墓地出土的铜镜

图二十 阴家巷古墓群出土的铜镜

13、长沙开福区六堆子遗址

为配合长沙市青少年宫改扩建工程,2014年8~12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六堆子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清理出古城墙1段、壕沟1条、墓葬1座、古井70余口、灰坑17座。古城墙已确认为汉代至南朝时期长沙古城的北城墙,壕沟可能为同期的护城河,在壕沟北侧发现的一座魏晋时期墓葬也印证了对城墙和护城河性质的推断。古井和灰坑内出土了大量日常生活实用器和简牍。此考古成果为研究古代长沙人的日常生活习惯、饮食结构、人口密集程度、古代长沙的社会面貌、长沙城市发展史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二十一 六堆子遗址考古发掘工地全景

图二十二 六堆子遗址发现的城墙和壕沟

14、慈利白公城城址

为配合尚德公馆项目建设, 2015年3~4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张家界市、县文物部门相关人员,对该建设项目及白公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主要考古工作主要有地面踏查、钻探、探沟发掘、清理护城河内岸剖面等,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白公城城址的城墙遗迹,并从考古层位学上确认了其修建于汉代。

图三 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古护城河残迹及地表现状

图二十三 白公城城址古护城河

图四 现存护城河内岸剖面揭示出的古城墙夯土层

图二十四 白公城城址古城墙夯土层

15、蓝山县五里坪古墓群

为配合蓝山县经济开发区的建设,2012、201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五里坪古墓群进行了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清理汉代至魏晋时期古墓葬239座,其中土坑墓194座、砖室墓45座,出土器物1300余件(套),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青铜器、铁器、银器、玻璃或银质饰品。

此批墓葬为湘南地区汉晋时期墓葬的分期、年代框架的构建,以及深入认识湘南地区的丧葬习俗等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也为进一步了解汉晋时期湘南与湘北、岭南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宝贵线索。

图二十五 五里坪古墓群德晟纺织厂工业园北部发掘区

航拍图

图二十六 五里坪古墓群封土堆(局部)

16、长沙华远华中心五代至明代古城墙 
为配合华远华中心项目建设,2012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该建设工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包括五代、宋代、明代三个历史时期的长沙古城墙,另发掘清理了古井241口,出土器物多为战国至明清时期的陶、瓷器,器形有豆、罐、执壶、碗、钵等。
华远华中心建设工地发现的明代墙体西侧麻石墙体(西北-东南)

图二十七 华远华中心建设工地发现的长沙明代古城墙

华远华中心建设工地发现的宋代城墙西侧砖砌墙体(北-南)

图二十八 华远华中心建设工地发现的长沙宋代古城墙

华远华中心建设工地发现的五代墙体基础平面(北-南)

图二十九 华远华中心建设工地发现的长沙五代古城墙
17、长沙宋代官署建筑基址和明王府建筑基址 
为配合长沙东牌楼国际金融中心建设,2011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该建设工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宋代官署街坊建筑基址、明王府建筑遗址与城墙遗址和战国至明清时期的人类生活遗迹。为研究相关学术问题提供了新资料。
长沙东牌楼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地发掘现场

图三十 长沙东牌楼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地考古发掘现场

长沙东牌楼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地东侧古井分布

图三十一 长沙东牌楼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地东侧古井分布

18、长沙万达广场南宋至明清古城墙
为配合长沙万达广场建设,2011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该建设工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一段南宋至明清的城墙遗迹,全长约120米,历经多次毁修。其中南宋城垣底宽6米,采用中间夯筑、两边砌砖的建筑手法(图九、十),个别砖面印有“长沙”、“忠义军”等字样;明清城墙叠压在宋代墙体上并加宽加高,两侧以麻石护边,底宽约19米。长沙万达古城墙记录了长沙古城演变的历史片断,反映了长沙古城局部的地貌变化,印证了相关文献记载,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
长沙开福万达广场古城墙西侧墙基及内部夯土结构(由西南向东北摄)20111219

图三十二 长沙万达广场古城墙西侧墙基及内部夯土结构

长沙开福万达广场建设工地出土的模印“宁乡郑滨”文字的青砖
图三十三 长沙万达广场建设工地出土的模印
“宁乡郑滨”青砖

19、羊舞岭古窑址

为配合G319益阳南线高速公路建设,2013年8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联合对该建设项目涉及羊舞岭古窑址的部分区域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一座龙窑窑炉和元代制瓷作坊等遗迹遗存,为进一步研究羊舞岭古窑址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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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四 羊舞岭古窑址Y4窑内堆积

20、君山明代南京城城墙砖官窑遗址

为配合杭瑞高速公路建设,2010~2012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市文物处联合对君山明代南京城城墙砖官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先后发掘清理了7座砖窑,出土大量铭有“总甲”“甲首”等文字的砖块。这些文字在当地的宗谱方志上有明确记载,为我们对明初均工夫役的基层建制设置、明初移民与垦荒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君山明代南京城城墙砖官窑遗址Y8及其地层堆积(东南-西北)

图三十五 发掘清理后的君山明代南京城城墙砖官窑遗址Y8

君山明代南京城城墙砖官窑遗址出土的铭有“岳州提调官”文字的砖块

图三十六 君山明代南京城城墙砖官窑遗址出土的

铭有“岳州提调官”的砖块

21、常德七里桥明代荣王府义官古墓群

为配合“德国小镇”项目建设,2015年3~5月,常德市博物馆对明代荣王府义官古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了明代墓葬10座,均为三合土浇筑的长方形竖穴墓。这是常德市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墓葬形制最为完整的明代义官墓群,墓主均为明代常德荣王府内的侍从人员,为研究明代荣王家族历史、明代常德城市史提供了一批新的材料。

图三十七 七里桥明代荣王府义官墓群全景照

图三十八 七里桥明代荣王府义官墓群发掘现场


三、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考古成果

1、澧县城头山遗址

为配合澧县城头山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2011~201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头山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

2011~2012年的发掘点位于6号遗迹点施工区域,发掘重点是对遗址东部的一段城墙进行解剖,确认其先后经历五次修筑,前两次在距今约7000年的大溪文化时期,后三次在距今约5500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由早至晚,城墙逐渐加高,并向城内外两个方向加宽。各次修筑所形成城墙堆积之间皆有人类活动遗迹,为判定各次城墙的修筑年代、了解城头山遗址城墙的修筑过程提供了重要资料。在配合壕沟清淤的发掘中,在城西的壕沟发现了路梗与排水沟,城东城墙的豁口处发现了类似水门码头的遗存。这些重要发现为研究城头山鼎盛时期的城池布局和功能结构提供了考古学证据,也证实了此前学界推断的城头山水上交通的具体位置。

2012年3~5月的发掘重点是对1号遗迹点施工区域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共揭露文化层16大层,33亚层,分属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四个时期,时间跨度2000余年。发现不同文化时期的建筑基址10处、墓葬7座、沟状遗迹9个、坑状遗迹107个,另出土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陶、石器遗物。

2013年12月~2014年5月的发掘重点是对庙坟上台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75平方米。确认其为新石器时代人工修建的一大型台基,文化堆积与遗址西南部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墙堆积基本一致,初步判断该台地修建和使用的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时期,应是与同期的城墙和护城河同时修建。

2014年6月的发掘重点是对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豁口的一段护城河进行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揭示出一个石家河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土台,初步判断其为外围护城河废弃后,当时先民向南部城外扩展生活空间和清淤活动的堆积。

城头山遗址6号遗迹点考古发掘现场

图三十九 城头山遗址6号遗迹点考古发掘现场

城头山遗址城墙剖面

图四十 城头山遗址揭露的城墙剖面

城头山遗址距今5000年前的大溪文化时期房屋遗迹基面

图四十一 城头山遗址距今约7000年的大溪文化时期的

城头山遗址淤泥中以植物茎杆铺就的护沟设施

图四十二 城头山遗址淤泥中以植物茎杆铺就的护沟设施

图一,庙坟上台地2013年发掘工作照

图四十三 城头山遗址庙坟上台地考古发掘现场

图三,城头山南部护城河2014年发掘

图四十四 城头山遗址南部护城河2014年发掘现场

2、汉代长沙王陵墓群

汉代长沙国王陵墓群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新发现,现已发现25处陵墓遗存,大部分为长沙王王陵及王室墓,分布密集,保存相对完整,已列为国家“十三五”大遗址保护名单。

考古工作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对风篷岭墓地、桃花岭墓地、东山墓地、庙坡山墓地开展区域系统调查,调查面积约43万平方米,在风篷岭墓地、庙坡山墓地分别发现一段残墙,初步判断为陵园垣墙,在东山墓地发现一处基址,初步判断为陵寝建筑遗存;二是对风篷岭墓地、桃花岭墓地、庙坡山墓地开展了考古钻探,钻探面积约31万平方米,确认风篷岭墓地主墓分前后室,前室长8.53、宽2.29米,后室长22.16、15.63米,平底墓道长30.42、宽5.29米,小型墓(坑)10座。庙坡山墓地主墓长17、13.5米,未发现墓道,小型墓(坑)4座;三是对桃花岭墓地小型墓分布区域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00余平方米,清理小型墓葬5座;四是完成了谷山片区地形航测(1:500)、戴公庙片区地形测绘(1:2000),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统一的汉代长沙王陵墓群考古测绘控制网。

汉长沙王陵墓群分布示意图

图四十五 汉长沙王陵墓群分布示意图

图四十六 汉代长沙国王陵墓群桃花岭墓地

考古发掘全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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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七 汉代长沙国王陵墓群庙坡山汉墓钻探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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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八 汉代长沙国王陵墓群地表区域系统调查中

清理出的断坎

3、长沙铜官窑遗址

为配合长沙铜官窑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2010~201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长沙铜官窑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勘探和发掘。

2010~2011年,首先对长沙铜官窑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勘探,确认了76处窑址,证实石渚湖南面存在窑址区,框定了唐代石渚湖的大致范围,明确了以石渚湖为中心的各功能区的分布格局,并探明了长沙铜官窑遗址的原始地貌、生产规模和功能布局,为重新划定墓葬区、生活区和市场交易区的范围、复原展示瓷业生产和销售链条、重构长沙铜官窑遗址瓷业聚落形态和人文景观,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在此基础上,对谭家坡1号龙窑、陈家坪遗址和石渚坪广场一带进行了考古发掘。谭家坡1号龙窑清理揭露出一批与该窑址制瓷工艺流程有关的遗迹遗存,获取了品种丰富、类型全面的文物标本,对谭家坡1号龙窑的产品特征、制瓷工艺、装烧方法和文化内涵等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陈家坪遗址主要是清理了几座保存较好的龙窑,发现了一处可能与窑神信仰有关的唐代大型建筑基址;石渚坪广场发现了三组房屋建筑遗存、大量陶瓷器及残片、较多的铜钱,表明该区域是人口密集的活动区,应是石渚湖北岸与窑炉生产区之间的货物集散地。

2015年,又对长沙铜官窑遗址年丰垸区域进行了发掘。发掘清理灰坑40处、灰沟1条、柱洞141个、瓷器堆积9处、作坊1个,采集标本1599袋,小件标本493件,测试标本43件。遗存以唐、五代长沙铜官窑遗址窑业遗存为主,另有少量商周和汉晋时期的遗物。发掘成果表明,该区域并不是功能单纯的生活区,其北部临近窑炉烧制区的部分还承担了制瓷作坊的功能,所获遗迹遗物层位关系明确,类型丰富,为深入研究长沙铜官遗址的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实现了全程数字化,这也是湖南首次把数字考古理念引入田野考古工作中,该遗址考古成果荣获国家文物局2011年“田野考古二等奖”。

长沙铜官窑数字考古激光扫描

图四十九 长沙铜官窑遗址数字考古激光扫描

陈家坪窑区发掘现场

图五十 长沙铜官窑陈家坪遗址发掘现场

陈家坪窑区出土的褐釉“八王”龟

图五十一 长沙铜官窑陈家坪遗址出土的褐釉“八王”龟

陈家坪窑区出土的诗文壶

图五十二 长沙铜官窑陈家坪遗址出土的诗文壶

4、永顺老司城遗址

为配合老司城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2010~2013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探和大规模的发掘。2010~2012年的调查、勘探基本上弄清了老司城遗址总体面貌:城址总面积25万平方米;城址中心为宫殿区与衙署区,宫殿区周长436米,总面积14000平方米,衙署区周长409米,面积8762平方米。宫殿区共有四门,大西门为正门,西北角、西南角、东南角各有一门;宫殿、衙署区周围分布有街道区、宗教区、墓葬区、休闲区等;在城址的河流两端,分别布设有军事护卫性质的军事城堡。以吊井、颗砂为中心的开阔河谷,为老司城的重要经济命脉。在此基础上,还对宫殿区东南部、宫殿区主体建筑的石阶、宫殿区环城墙道路、大西门及过道平台的台阶、南城墙、排水系统以及紫金山墓地8座暴露于地表且已遭盗掘的墓葬进行了主动性发掘。

2013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有针对性地对老司城遗址进行重点勘探和发掘,完成勘探面积2万余平方米,发掘4900平方米,基本廓清了生活区、衙署区的道路系统、排水系统,以及建筑组群的布局和性质,老司城遗址的整体空间布局基本明朗。

老司城遗址2010~2013年的考古成果,荣获中国社科院“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等多项殊荣,为老司城遗址成功入选国家大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以及成功申报为我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老司城遗址右街卵石道路

图五十三 老司城遗址右街卵石道路

老司城遗址宫殿区发现的排水沟G10

图五十四 老司城遗址宫殿区发现的排水沟

老司城遗址紫金山墓地出土的金器

图五十五 老司城遗址紫金山墓地出土的金器

老司城遗址宫殿区出土的瓷器

图五十六 老司城遗址宫殿区出土的青瓷碗


四、科学研究中的考古成果

1、道县福岩洞遗址

为探讨现代人在东亚地区的起源、迁徙和扩散,2011~2012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先后两次对该洞穴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动物化石和多颗人类牙齿化石,这批人牙化石为追溯现代人类的迁徙、扩散和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福岩洞古人类遗址出土的牙齿化石

图五十七 福岩洞遗址出土的牙齿化石

2、华容七星墩遗址 

    因湖水侵蚀,七星墩遗址遭到严重破坏,2011年,岳阳市文物处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面积较大、红烧土烧结面规整成片、柱洞排列极具规律的房屋基址,出土了一批石器、纺轮及权力象征的石钺,环遗址周边的土墩还发现有明显的夯筑痕迹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现场指导考古发掘工作

图五十八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现场指导考古

发掘工作

3、桂阳千家坪遗址

因村民生产建设和河水冲刷,千家坪遗址遭到严重破坏,为了进一步探讨南岭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2011年10~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新石器、商周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2012年11月,再度进行发掘,证实千家坪遗址存在壕沟,基本弄清了壕沟的年代、规模、走向、层位关系,并再次获得一大批精美的陶器和动物遗骸,部分白陶装饰有凤鸟和兽面纹饰。      

千家坪遗址陶器堆积

图五十九 千家坪遗址出土的陶器

4、临澧杉龙岗遗址

为进一步探讨稻作农业的起源问题,2011年11~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对杉龙岗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现了彭头山文化时期(距今9000年前)的炭化栽培稻种子、水稻田遗存、壕沟与聚落等多种遗迹遗存,为研究澧阳平原早期农业发展和社会形态提供了重要资料。该考古成果被评为2011年“湖南省十大科技新闻”。

杉龙岗遗址发现的灰沟

图六十 杉龙岗遗址发掘清理出的灰沟

5、澧县星星遗址

因村民生产建设,星星遗址遭到严重破坏,为了解该遗址主体堆积的年代,确认遗址中商周时期遗存的丰富程度及保存状况,2012年9~10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其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现了距今4550~4195年的屈家岭文化和距今6600~6000年的石家河文化时期房屋、灰坑、瓮棺,以及陶片、纺轮、石器等遗迹遗存。

星星遗址出土的陶器

图六十一 星星遗址出土的陶器

6、澧县宋家岗遗址

为深化对澧阳平原早期人类的认识,进一步了解澧阳平原地区稻作农业起源等学术问题,2013年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宋家岗遗址进行了钻探和小面积发掘,发现遗址主要分布在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60米的长形台地之上,面积约6000平方米。

发掘清理的遗迹主要为灰坑和墓葬。灰坑以石家河时期的为主,其内部堆积因多含有大量的草木灰而呈灰黑色,不少坑内包含有较多的碎陶片和极少的石制品。多数灰坑呈现打破关系,说明此时人类活动较为频繁;墓葬17座,其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3座,屈家岭文化时期14座。平面多呈长方形,略呈东西向排列分布,彼此间隔不大,但几无打破关系,说明墓地已有一定的规划。墓的规格相差不大,长1.5~1.8米、宽0.5~0.7米,随葬器物丰富,但不同墓葬差别不大,主要器形有陶鼎、罐、壶、碗、瓶、杯等,个别墓葬内有陶球、石斧,以黑皮陶为大宗,另有红衣陶,一件可见施有黑彩。从墓葬的分布和随葬器物来看,这批墓葬可能属于同一个聚落具有几乎同等身份、地位的人群,埋葬的时间也较为接近。据墓的规格判断,一些墓葬属于二次葬,人骨遗存已腐朽不存,仅在部分墓的一端残存有黑色遗痕,或为葬具朽痕或人骨遗痕,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分析。此批墓葬为了解澧阳平原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葬制葬俗增加了一批新材料。

图1遗址发掘现场场景

图六十二 宋家岗遗址发掘现场

图2探方地层堆积

图六十三 宋家岗遗址地层堆积

图10,墓葬平面分布

图六十四 宋家岗遗址墓葬平面分布

7、芷江四方园遗址

2014~201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博物馆组织对四方园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清理26个灰坑,出土了一批陶器残片、石器以及少量青铜器残片,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4处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房屋建筑基址。该项考古成果为进一步研究芷江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珍贵资料。

图六十五 四方园遗址发掘现场

8、澧县斑竹遗址

为进一步了解澧水流域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2013年11月~2014年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斑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250平方米,获得了一批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资料。

商代遗迹主要有灰坑、灰沟,数量较少。遗物主要为陶片,器形以竹节状细高柄的豆、颈部饰多道弦纹的高领罐、卷沿釜、大口缸为主,此外还有圈足盘、盉等。

西周时期主要遗迹有灰坑、灰沟、灶、房基。灰坑数量较多,形状多不规则。灰沟仅发现1条,出土了大量陶片。房子和灶坑较少,保存状况较差。西周时期遗物极为丰富,主要为陶器,石器和铜器较少。陶器以鼎、釜、罐、豆为主,鬲、簋、甑、大口缸较少。石器主要有石斧、支座等。铜器仅发现1件保存非常完整的柳叶状箭镞。

东周时期的遗存较少,遗物主要为陶器,主要器类有鬲、盂、罐、豆,均与江陵地区战国时期楚文化器物相类似。

总体上看,斑竹遗址商、西周、东周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存在非常明显差异,它们之间应存在较大的年代缺环。

图六十六 斑竹遗址Ⅰ区发掘现场

9、古罗子国城遗址

2015年10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古罗子国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对古罗子国城遗址有了初步认识:一是古罗子国城遗址除之前一般认识的大城外,应当还存在一个六朝时期的小城;二是大城为东周时期的城址,修筑年代不早于春秋晚期。小城应属六朝时期;三是古罗子国城遗址主要遗存年代跨度为春秋至六朝时期;四是大城至少有城门7处,其中南、北城墙各有2处水门,东、西城墙分别有陆门2处和1处。

图六十七 古罗子国城遗址2015年航拍图

图六十八 古罗子国城遗址小城的北城墙剖面

图六十九 斑竹遗址Ⅱ区发掘现场

10、宁远舜帝庙遗址

2013~201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舜帝庙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探和主动性考古发掘。先后完成了玉琯岩至汉唐坪区间的古舜庙建筑格局分析、汉唐坪至子江北岸区间的神道勘探、曾家及陈家自然村东北区间早期文化堆积的性质认定三个方面的工作任务。调查面积近5万平方米,重点勘探和试掘面积约2300平方米,在遗存年代、文化序列的探索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遗址内汉代高等级祭祀遗迹的普遍存在,表明舜庙自“秦汉以来建于玉琯岩前”的记载有据可依。西汉神道及其砾石铺造面内所出西汉早期硬陶罐、盆、釜残件,是印证马王堆古地图“帝舜”地标的直接力证:西汉早期已有舜庙屹立于玉琯岩盆地之中。

图七十 舜帝庙遗址全景(自西而东)

图七十一 舜帝庙遗址神道中区及祭祀广场

11、湘江流域古窑址

2009~2013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完成了湘江中游宋元时期窑址的调查勘探工作,2014年又完成了湘江上游桂北境内和湘江下游主要窑址的调查勘探工作。发现汉唐至宋元时期窑址149处,采集了大量标本。

湘江中游宋元时期窑址的调查勘探工作的完成初步探明了从汉唐到宋元时期湘江流域制瓷窑址的主要工艺类型、中心窑场的转移与发展概况,明确了洋沙湖窑群-湘阴窑-岳州窑-长沙窑-衡州窑这一脉相承、自成体系的湘江流域青瓷生产传统,确定了洋沙湖窑址群在汉晋时期湘江流域青瓷生产的中心地位与衡州窑在五代北宋时期湘江流域的制瓷中心地位,同时也确认了宋元时期湘江青瓷传统衰退后,北方与江西地区制瓷技术对湘江流域陶瓷业的影响。

总的来说,基本弄清了湘江流域古瓷窑址的时代、空间分布、规模、制作工艺与流程及保存状况,为下一步更为深入的工作做好了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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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十二 调查人员在洋沙湖、于家咀一带发现多处

晋、唐时期的古窑址

青竹寺窑址采集标本

图七十三 青竹寺窑采集的青瓷标本

12、会溪坪遗址水下考古调查

为进一步了解南宋以前永顺土司中心区域的基本情况,2015年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上海海洋大学、云南抚仙湖水下古迹研究中心,对凤滩水电站淹没区的会溪坪遗址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工作方式主要有声呐扫描、机器人水下调查、人工潜水调查、水下拖曳成像调查等。发现了水稻田、树桩、窑址、建筑址、挡土墙等遗迹和不晚于宋、明时期的文化层,基本明确了溪州铜柱迁移后遗址点的现状,对遗址区的原始地貌有了一个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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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十四 会溪坪遗址水下考古调查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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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十五 工作人员在现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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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十六 水下考古队员准备潜水

13、城步明清苗文摩崖石刻群

2011~2012年,邵阳市文物局、城步县文物局多次对城步陡冲头村摩崖石刻群进行实地调查、勘探,共发现48块表面有人工刻痕的岩石,其中文字清晰可见的有23块。

2014~201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该摩崖石刻群的分布范围、地层关系进行了全面调查、勘探。湖南省文物局组织文物考古、民族、民俗、古文字研究等方面的专家现场勘察,确认新发现的摩崖石刻数量多达200多处,石刻文字内涵丰富,有的成篇成章,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认定为城步明清苗文摩崖石刻群。

这些苗文与当时生活在当地的苗族生产、生活、宗教信仰联系紧密,甚至可以在传世文献中找到相关记载。这是国内首次发现大批的苗文石刻,对研究我国苗族文字和苗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城步古苗文摩崖石刻之一

图七十七 城步古苗文摩崖石刻之一

工作人员在拓印城步古苗文摩崖石刻

图七十八 工作人员在拓印城步明清苗文摩崖石刻

14、洞庭湖区域津市段水下考古调查

在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武汉基地的支持下,2014年9~10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澧水津市市区段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工作。获取了河道较为精确的声图和数据资料,摸清了该河段的河床地形,新发现水下古码头2处、防洪堤1段和沉船1艘。该沉船长12.31米、宽3.91米,位于水下12.5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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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十九 工作人员正在投放声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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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十 声呐扫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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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十一 声呐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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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十二 入水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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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十三 水下沉船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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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十四 水下考古队员下潜

15、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

2014~201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孟加拉国Agrasor Vikrampur基金会Oitihya Onneswan考古研究中心组建的联合考古队,对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遗址核心区的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来看,该遗址是孟加拉Chandra(公元900~1050年)、Varmana(公元1080~1100年)、Sena(公元1100~1230年)王朝的都城所在,也是南亚次大陆最后一个佛教中心所在地,对于建立孟加拉国的历史编年、研究佛教建筑的历史与艺术、探讨佛教文明的传播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成果也引起了中孟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到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都在不同场合盛赞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新华社在内的20多家国内外媒体报道了这次联合考古发掘工作,孟加拉国所有报纸都以显著篇幅予以报道。

图八十五 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图八十六 清理后的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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